案例评析:隐名持股信托的解除

时间:2020/01/08 14:20:53用益信托网

案件概要


田建翔、田建全诉张克检及第三人平顶山市绿城环保有限公司信托合同纠纷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湛民二初字第340号


2003年11月18日,第三人绿城公司成立,田建翔作为股东出资1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8%。其出资总额中包含7人出资,其中田建翔出资额50000元。2005年,绿城公司增资,田建翔增资至90000元;田建全入股10000元,登记在田建翔的名下。2007年4月6日,绿城公司第一届股东大会第九次决议,同意将田建翔、李某某、徐某某、赵某某几个股东代表更换为张克俭、毛某某、刘某某、徐某作为股东代表。田建翔股东代表变更为张克俭。2007年4月6日,张克俭与田建翔签订《信托协议》,田建翔将90000元资金委托给张克俭,以张克俭名义投资于绿城公司;同日,张克俭与田建全签订《信托协议》,田建全将10000元资金委托给张克俭,以张克俭名义投资于绿城公司。田建翔、田建全根据绿城公司的经营情况按照出资比例分红利。田建翔从2004到2009年分别取得分红。


本院认为,依照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的股东可以按照实缴纳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绿城公司成立时,股东众多,为规避当时我国公司法关于有限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性规定,绿城公司的发起人采用了信托协议的形式,把多数股东的出资信托给少数股东。田建翔、田建全与股东张克俭签订《信托协议》,就是为了上述目的。田建翔在绿城公司成立时作为股东,出资50000元,后又增资至90000元;田建全出资10000元,该款已作为出资额投入到绿城公司。田建翔、田建全根据绿城公司经营情况也多次获得分红,应当认定田建翔、田建全是绿城公司的隐名股东,田建翔的90000元、田建全的10000元是向绿城公司出资款。同时,田建翔、田建全与张克俭签订《信托协议》,张克俭并未收取二原告的资金作为信托资金。


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六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之规定,田建翔、田建全要求解除与张克俭签订的《信托协议》,返还投资本金和利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田建翔、田建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承担。

 

分析:


1.信托持股协议是否有效?


双方签订的信托协议是否违反了信托法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的内容是否真实有效?法院认为,“绿城公司成立时,股东众多,为规避当时我国公司法关于有限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性规定,绿城公司的发起人采用了信托协议的形式,把多数股东的出资信托给少数股东。田建翔、田建全与股东张克俭签订《信托协议》,就是为了上述目的。田建翔在绿城公司成立时作为股东,出资50000元,后又增资至90000元;田建全出资10000元,该款已作为出资额投入到绿城公司。田建翔、田建全根据绿城公司经营情况也多次获得分红,应当认定田建翔、田建全是绿城公司的隐名股东”。法院主张采取信托协议的方法,即使是为了“规避”公司法关于股东人数的限制性规定,也不妨碍实际出资人成为目标公司的隐名股东。


法院至少没有明确否定信托协议的效力——即便该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之前反复讨论过规避法律的信托的效力,笔者主张,不能一律认为规避法律的信托无效,要看被规避的对象是否是“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是否“违背公序良俗”,虽然这种论证路径基本上也是结果导向的。


在本案中,所涉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非特殊公司(接受严格管制的企业如金融企业等),非公众公司,隐名持股并不侵害公司和股东利益、也不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也不违反其他公众政策,所以,承认该信托持股的效力不存疑问。


在之前最高法院的一个著名的裁决中,通过信托代持某金融企业的股权被认定因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而宣告无效。笔者以为,不能说规避或者违反的监管规章等法律效力层级低,法院就一律不能引用公共政策宣告某些规避行为无效,“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才能无效”不能当做一个铁律。但反过来看,引用公共利益宣告合同无效必须要慎重,法院应有严格的论证义务,要看是否只能宣告无效才能“尊重监管的权威”,要看宣告无效对当事人是不是提供了最优的救济。


2.非信托公司是否可以签订信托合同?


被告和第三人都主张,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应当是信托机构,法律依据是信托法第4条。早期的信托法案例中的确有不少法院据此认定凡是非信托机构作为受托人的信托无效。这是基于对《信托法》第四条的误解。之前探讨过,信托法第四条规定“受托人采取信托机构形式从事信托活动,其组织和管理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解释上,该条少一个“的”字,否则所有信托都必须采取信托机构做受托人就否定了非营业信托(民事信托)的存在,《信托法》明确规定自然人可以充任受托人的条文(第24条)就失去了意义。


目前法理已经十分清楚:信托不仅仅是营业性信托机构作为受托人的营业信托,还包括非营业性信托机构作为受托人的非营业信托,例如民事信托,此时,并不要求受托人一定是信托公司等机构;而法律已经明确规定慈善信托可以由慈善组织充任受托人(慈善法第46条)。


3.原告是否具有解除权?


原告可否以没有得到投资回报就说没有得到投资的目的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信托关系通过合同签订,但并非简单的合同关系,受托人管理信托事务并非必然能给委托人=受益人带来投资收益。原告不能以没有得到投资回报为由解除合同。


原告不能以没有得到投资回报为由解除信托,并非不可以解除信托。原告无法根据合同法第94条解除合同也不意味着他无权解除合同。本案为自益信托,根据《信托法》第50条,“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的,委托人或者其继承人可以解除信托。信托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如果信托文件没有约定原告不可以解除信托的话,原告即可根据本条行使解除权。


值得注意的是,信托解除后,并不会产生撤回投资的效果,公司的股权从作为受托人的被告处原状返还于原告处,原告从隐名股东走向前台。


但是,在本案的情形,原告能否解除信托还要受到公司法关于股东人数限制的影响。如果解除信托导致股东人数升至法定人数之上,且受托人管理信托事务并无过错,法院有权决定不解除信托。在受托人管理信托事务存在过错的场合,委托人=受益人可以主张损害赔偿,并撤换受托人。


4. 设立信托是否要求交付信托财产?


在本案中,法院查明:“田建翔、田建全与张克俭签订《信托协议》时,田建翔、田建全未向张克俭支付90000元和10000元”。本案的信托财产为股权,原告取得股权不以交付资金为条件。


作者:i n l a w w e t r u s t
来源:I n l a w w e T r u s t

责任编辑:zhangshi

今日头条更多
观察评论上方
热门资讯上方
底部长幅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