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球银行业展望报告(PDF)

时间:2019/12/02 14:18:57用益信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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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过去十年来,全球银行业发展的宏观环境具有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风险、高约束、高竞争等重要特征。在此背景下,银行业发展业绩受到了持续的影响,回报率下降,市场估值低迷。


展望未来,银行业发展环境依然复杂,面对新的发展变局和竞争压力,银行业需要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估框架,推动组织变革和战略转型,以谋求发展突破。


本期报告专题分析区块链技术的内在特征及其在全球银行业的应用情况。结论表明,区块链技术为金融行业构筑全新的信用机制带来了可能。商业银行应采取相应发展策略,拓展区块链技术应用场景。


本期报告还专题分析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变化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结论表明,未来 2-3 年内只要内外部经济环境不出现剧烈变动,银行业不良资产集中爆发、不良大幅攀升的可能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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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银行业敏捷转型新征程


——中国银行全球银行业展望报告(2020 年度)


过去 10 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银行业总体上处于一个经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金融高约束、高风险、高成本的发展环境之中,从而导致经营绩效低增长、低回报和低估值的困境。短期内,这个局面依然较难摆脱和取得突破。但是,市场态势在长期的量变发展中积累新的质变动力和能量, 特别是全球化推动力量、私人财富积累、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在更多地转向亚太地区,为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布局、重组与转型视角,通过插上金融科技的翅膀,推进敏捷化行动,可望迎来新的发展生机。本期报告对上述形势进行分析和展望,对区块链技术在全球银行业的应用、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变化趋势进行专题分析。


一、宏观环境:巨变蓄能


2008-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银行业带来的冲击是深远的,从发展环境来看,最重要的特征可以从实体经济、金融市场和监管政策等方面来回顾和总结。同时,金融科技成为一股新生的力量,加上产品创新和客户投融资行为的转变, 对整个行业的竞争态势和发展模式都带来深刻的影响。经过十年的发展积累, 银行业正在面临环境重构续集巨变动能的前夜。


(一)实体经济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银行业增长动能不足


金融危机发生前的 10 年中,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大约为 3.1%,而危机后10 年里,平均增长率降至 2.5%。劳动生产率下降、人口老龄化、金融危机冲击、地缘政局动荡、全球经贸摩擦等因素扰动下,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几年经济低增长局面很难发生根本性改观。其中,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从接近 10%以上放缓到 8%以下,未来几年或进一步放缓到 6%甚至更低;美国、欧元区、日本经济增长率预计分别从 2.6%、2.1%和 1.0%下降到 1.8%、1.5%和 0.6%(表 1)。伴随经济低增长的是低通胀、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全球五大经济体平均通货膨胀率、央行基准利率、10 年期国债利率水平在两个十年间平均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2.0 个百分点和 1.0 个百分点(图 1、图 2),在未来数年中预计仍将维持这种低通胀、低利率格局。银行业的资产、业务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通胀和利率水平高度相关,上述变化将直接导致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增长缓慢、信用风险上升和利差收窄、收入增长率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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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剧、流动频繁,市场风险加大


过去 10 年中,受到危机冲击、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非预期因素增多的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显著要高于危机前 10 年。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均出现了价格、利率、汇率和指数等大起大落的波动。受各国央行货币政策极度宽松的影响,跨境资本流动频繁,在实体经济体外循环, 追逐虚拟经济利润,资源配置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扭曲。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融资成本上升、资本大幅外流和货币贬值等现象。以美国标普500 股票市场波动性指数(VIX)衡量,危机后至今 10 年的平均波动水平比危机前高出 20%(图 3)。特别地,2015 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全球原油市场的波动性要显著高于欧美市场的波动性,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加大。高度的市场波动使得银行业经营管理面临的市场风险激增,在未来几年中国扩大金融开放的背景下,需给以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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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管政策强约束,客户高要求,银行经营成本上升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监管框架持续改革,旨在提升高质量的资本和流动性, 增强金融机构应对不利冲击的韧性;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减少隐性公共补贴;强化金融机构出问题时的有效处置能力,显著提高金融体系承受重大风险冲击的能力;完善金融稳定风险的宏观审慎体系。其中,对银行业的监管主要包括:

(1)通过更严格的风险权重要求增加资本的数量和质量,限制杠杆率,强化宏观审慎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2)强化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 SIBs)监管:更高的资本缓冲、大额风险敞口和披露的额外要求、压力测试要求等。


(3)针对流动性风险引入审慎监管,核心为两个量化工具:流动性覆盖比率(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以提高银行流动性状况的短期韧性,确保银行维持稳定的融资结构。


(4)建立银行恢复和处置的全球框架,G-SIBs 需要充足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包括在破产时可以“紧急纾困”的债务比例。


(5)强化更多监管措施,例如美国限制自营交易和引入中间控股公司规则;英国将交易账户与其它银行业务“隔离”;大幅强化反洗钱、反欺诈、反恐怖融资等的合规监管及其处罚力度,不断提高针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标准,针对影子银行、金融科技、数字货币等业态监管措施逐步规范(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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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来看,金融监管持续强化。2018 年以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部门先后出台多项措施整治各类金融乱象,压降金融杠杆,指导和规范商业银行经营,更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以协同打好防范重大风险攻坚战。自资管新规、理财新规、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管理办法、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监管文件发布后(表3),在严防风险底线,控制金融机构资产无序扩张和跨界经营等方面已取得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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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客户服务要求提升。高价值对公客户对专业化服务需求不断提升,需要银行聚焦和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策略,提供更高的交易效率、更广泛的资产选择,提供对公司、投行以及零售业务的一站式服务。在个人业务方面,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针对财富管理、交易支付便利化提出更高要求, 需要银行在资产管理定制化服务等方面做出突破;互联网、金融科技等发展驱动了不同以往的需求模式,对商业银行场景化、便捷化、专业化、精细化、数字化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监管政策和客户要求强化的背景下,全球银行业经营成本大幅上升,特别是在夯实资本、合规经营、科技研发等方面投入大幅攀升,遭受监管处罚成本持续增加,不少欧美大银行甚至因此遭受巨大亏损。以监管处罚为例,2019 年 4 月,美联储、美国司法部、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等机构先后对渣打银行处罚罚金累计 10.6 亿美元;美国司法部、财政部等向意大利裕信银行判罚 13 亿美元罚金。在我国,2017 年至 2019 年一季度,银保监会系统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11735 份,罚没总计 59.41 亿元人民币,超过之前 10 年的总和。


(四)危机冲击、科技变革、开放政策等加剧竞争,行业格局面临调整


一方面是危机冲击下的银行业竞争格局深刻调整。作为金融体系核心,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占比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但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体系受到严重影响,大量欧美银行破产倒闭,全球商业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资产占比由 2008 年的 50%下降至 2017 年的 42.8%,出现明显萎缩。从银行业内部看,行业竞争分化态势明显。根据《银行家(The Banker)》杂志公布的1000 家大银行数据,受金融危机拖累,欧美银行业资产占比由 2007 年的 59.0% 持续下降至 2017 年的 32.5%。亚太地区占比则由 22.0%上升至 44.7%,增长态势明显。北美地区占比则相对稳定,由 14.7%小幅上升至 16.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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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金融科技不断向银行领域渗透。在数字化经济席卷全球的今天,传统金融机构正面临着新竞争对手的颠覆,银行业务正在被金融科技公司侵蚀, 大型科技企业不断向金融领域延伸。从国际看,亚马逊在 2007 年便进入支付领域,随后又进入了现金管理、借贷等业务领域,支付、电子现金和借贷构成亚马逊金融业务的三大支柱;脸书(Facebook)2015 年 3 月开通支付功能,并在2019 年 6 月推出天秤币(Libra)计划,主打支付和跨境汇款,而这些业务均是商业银行的业务领地。从国内看,蚂蚁金服等金融科技巨头已构建涵盖支付、理财、信贷、信用服务、科技及全球布局等业务体系,正在深刻改变中国金融业务运营生态。


在中国,深化双向开放的政策进一步强化银行业竞争。2018 年以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先后出台多项增大金融开放的措施,提高对外资重视程度,允许外资参股、控股金融机构,放宽外资机构业务范围,中国金融开放步伐在加快(表 5)。从银行体系看,行业集中度(五大银行资产占行业比重)持续处于下行趋势,2018 年底已降至 35%左右,银行内部竞争已十分激烈。外资银行资产规模由 2002 年的 2881 亿元增长至 2019 年 6月的 43791 亿元,增长十分迅猛。伴随金融开放力度加大,更多措施将逐步落地,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将加剧市场竞争,行业发展环境将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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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球经济、金融格局进一步调整,银行业服务重心将随之转移


在总体更为严苛的发展环境中,全球经济与金融也在不断积聚着新的发展能量,全球银行业格局将进一步演化;其中,既潜藏着在竞争中落后甚至消亡的危机,也孕育着拓展发展新业务的机遇。这需要银行业深刻洞察和把握趋势, 找准增长机遇和市场定位所在。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重心东移。在 2008 年,发达国家 GDP 总量仍占全球的 68.9%;到 2018 年,该比例已经下降到了 60.3%;预计到 2024 年,还会进一步下降到 56.0%(图 5);对应的是企业实力的此消彼长,2019 年财富 500 强榜上中国企业数量首次超过了美国。与此同时,居民财富也在不断向新兴市场和亚太地区积累。在 2008 年,亚太地区家庭财富总量仅占全球的 27%,到 2018 年,该比例已经上升到 36%(图 6),其中,中国家庭财富增长较快,由 2000 年的 3.7 万亿美元增至 2018 年的 51.9 万亿美元,增长了 13 倍多。预计未来五年,全球家庭财富将向继续向亚太地区等新兴市场转移;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已仅次于美国,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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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全球产业结构变迁,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重构。过去 20 年间,全球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2000 年,美国、德国和日本处于全球贸易、供应链和价值链中心,其他经济体围绕其与全球取得贸易和价值链联系。此后 10 多年间,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和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全球逐步形成了美国、德国、中国三大贸易网络和价值链中心(图 7);亚洲主要国家通过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美国和德国仍然是美欧的价值链中心,但主要通过荷兰与欧洲的价值链中心(德国)取得联系。展望未来,以 5G 技术为代表推动的中国产业升级还不断推进之中,全球贸易摩擦继续演进之中,贸易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将会继续重构,并对银行业的全球布局和服务模式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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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发展:在稳与进之间平衡


过去 10 年间,全球银行业的发展随着外部环境的巨变而深刻变迁,各国银行业之间、银行业内部竞争格局,银行机构的经营模式、产品与服务创新、经营绩效都出现了显著的新变化。未来银行业的发展,仍将取决于各银行机构在适应环境、变革创新上所作出的战略决策与市场定位。


(一)各国银行业发展格局的十年变迁


银行业资产格局分化。到 2019 年 6 月末,中国、美国和日本银行业规模位居世界前三位,均超过 10 万亿美元。银行业资产规模较大的国家还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和韩国等,均超过 3 万亿美元(图 8);与 2008 年金融危机前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欧洲银行业在连续遭受了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巨大冲击之后,处于持续的低迷调整之中;美国和日本银行业相对保持稳定发展,中国银行业地位大幅提升,目前银行业总资产已超过欧元区。到 2019 年 9 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 2019 年总资产达到 284.7 万亿元人民币(约 40.2 万亿美元),为 2010 年末的 3.0 倍;其中商业银行总资产约为 33.2 万亿美元。过去 10 年中,中国银行业在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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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净息差趋于下降。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政策利率普遍处于较低水平,部分国家甚至采取“负利率”政策,低利率持续时间长达 10 多年。进入 2019 年以来,主要经济体又进入了新一轮降息周期,利率水平呈下移趋势: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降至 1.50%-1.75%区间;欧洲央行加大量化宽松力度,并将政策利率下调至-0.5%;日本依然实施负利率,保持货币政策处于宽松状态;在新兴市场,南非、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尼、土耳其、泰国的政策利率均出现下降。低利率和降息周期使全球银行业净息差承受较大压力,对银行经营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出台并持续完善LPR 定价机制,形成“公开市场操作利率-LPR-贷款利率”的传导路径,引导资金成本整体下行,再加上一系列降低民营、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政策显效,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下降,由 2012 年的 2.8%下降到 2019 年三季度的 2.19%(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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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经济体银行业资产质量压力较大。从各国银行业资产质量看,美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欧元区加快不良贷款处置,南欧地区不良贷款压力有所缓解,日本不良率保持在稳定合理区间,但巴西、俄罗斯等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资产质量压力较大,不良贷款率处于较高水平。2018 年,巴西不良贷款率为 6.4%,俄罗斯为 4.7%。中国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但近些年已逐步稳定, 2018 年为 1.83%,在主要经济体中属于中下水平。拨备覆盖率先降后升, 2018 年为 186.31%,风险抵补能力依然较强。


管理成本居高难下,裁员成为管理手段。发达国家银行业成本收入比普遍处于较高水平,2018 年主要大型银行的成本收入比达到 60%左右。缩减员工规模成为降低管理成本的重要手段。其中,一部分大型银行的员工人数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连年下降,如花旗、汇丰、RBS、巴克莱、意大利裕信银行、荷兰ING 集团等。另一部分大型银行的员工人数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如摩根大通、美国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德意志银行、三菱日联、瑞穗集团等。其中美国银行 2018 年末的员工数量较 2011 年末减少了 8 万,降幅达 28%。


根据我们统计,16 家全球大型银行的员工人数在 2018 年末合计 233.7 万,较 2008 年末减少 45 万,平均降幅达 16%。我国商业银行成本收入比相对较低,但从趋势看已进入上升通道。近几年来,商业银行成本收入比由 2010 年的超过 35%下降到目前的30%左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营收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银行通过压缩成本保持盈利稳定;二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银行改善成本效率创造了更好条件。但是 2016 年以来,成本收入比下降的趋势明显放缓,甚至出现小幅回升。


未来将可能进入上升通道: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向纵深推进,市场上对职业化管理人才和专业化人才的争夺日益激烈,薪酬机制将更趋市场化;另一方面,监管要求趋严,银行将进一步增加战略和风险合规方面的投入。


双重挤压下银行业盈利能力下滑。受实体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全球银行业资产和收入增长低迷;受监管、科技和人力投入的影响,各项成本上升压力较大。双重挤压使得全球银行业的盈利能力下滑,2008 年金融危机前高增长、高收益的好景难返。以《银行家》杂志全球 1000 家大银行的统计为例。全球 1000家大银行业在 2007 年的税前利润为 7808 亿美元,税前利润资产回报率(ROA)高达 1.0%以上;但危机以来的 10 多年中,ROA 平均仅为 0.8%左右(图 12)。危机以来中国银行业在全球比较而言表现相对较优,但近年以来也呈现了收入增长放缓,资产回报率下降走势(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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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补充压力较大。金融危机后,受监管趋严和资产质量的压力,全球银行业都大力开展去杠杆进程,不断补充资本。从中国来看,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国家银行业仍有差距。2019 年 9 月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 14.54%,低于欧洲银行业平均 18.0%左右的水平。同时,银行对资本需求持续上升: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2019 年 9 月末达到 1.86%,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部分机构内控机制还不健全的环境下,不良资产上升压力犹存, 亟需资本增厚银行的风险抵御力;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速反弹,9 月末同比增速7.69%,较上年同期增长 0.73 个百分点,银行保持规模增长,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亟需进一步补充资本。此外,城商行、农商行不良率较高,拨备较低,部分中小银行面临经营困境。2019 年 5 月,包商银行被央行、银保监会接管,建设银行托管;2019 年 7 月,锦州银行接受战略重组,工行以及信达、长城两家资产管理公司入股;2019 年 8 月,恒丰银行获汇金公司注资。


市场估值较低。全球银行业市场估值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当前花旗集团、富国银行、美国银行、汇丰集团等国际大型银行的市净率(P/B 值)仅为 2016 年末的 40%-50%。同时,中国上市银行的市场表现不佳,多数低于 1 倍(图 14)。相对而言,中国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 P/B 值多超过 1 倍,其中的领先者甚至达到了 2 倍。较低的市场估值制约了银行市场融资的能力,影响银行长远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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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型银行高质量发展评估框架


在不确定环境下,银行需平衡规模、质量、结构、安全、市场和效率这六方面之间的关系,才能提升竞争力,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我们就上述六方面构建了“六棱镜模型”,考察全球和中国大型银行的发展质量与水平。六棱镜模型分规模、质量、结构、安全、市场和经营六大一级指标,一级指标又细分18 个二级指标(表 6)。每个二级指标根据表现不同,被赋予 1-100 的分值,通过对二级指标得分进行加权,可得到一级指标得分。一级指标得分可映射在蛛网图上,蛛网图面积1反映银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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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 2018 年英国《银行家》杂志一级资本排名前 10 名的银行和 2018 年末我国资产规模排名前 10 名的 16 家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花旗银行、汇丰控股、三菱日联、交通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数据节点选择 2019 年二季度末,资料来源于彭博数据库。


图 15 显示了 2019 年二季度国际 10 大银行六棱镜模型评估结果。综合表现最好的三家机构分别是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工商银行。从分项排名看,规模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三菱日联;质量排名前三位的银行分别是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三菱日联;结构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富国银行、招商银行和三菱日联;安全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花旗银行、摩根大通和农业银行;市场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工商银行;效率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摩根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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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显示 2019 年二季度国内 10 大银行六棱镜模型评估结果。综合表现前三名分别是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从分项排名看,规模排名前三位分别是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质量排名前三位分别是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结构排名前三位分别是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银行;安全排名前三位分别是招商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市场排名前三位分别是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和建设银行;效率排名前三位分别是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和浦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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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棱镜模型分析不难发现,中资前 6 大银行的平均竞争力得分已和国际前6 大银行的平均值十分接近。具体看,中资大银行在资产规模、财务结构、安全和经营效率方面的表现好于国际大银行;在资产质量和市场表现方面与国际同业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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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棱镜模型评估的银行竞争力水平(剔除市场因素)与银行估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拟合优度数达 40%。在趋势线上方银行估值相对较高,而在趋势线下方银行估值相对较低(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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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和中国 10 大银行盈利因素的杜邦分析


杜邦分析是研究企业盈利情况的重要分析框架。通过对 ROE 分解,杜邦分析展示了影响企业盈利状况的各类因素及贡献度。商业银行是运营资金并向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企业,其经营过程中销售和库存周转的界定并不清晰。因此, 在利用杜邦分析研究银行盈利过程中,必须对原有框架进行修改,使其与商业银行经营特点匹配,商业银行杜邦分析框架如式 1、式 2 和式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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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前 10 大银行杜邦分析


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乏力,主要经济体陷入低增长、低利率和低通胀的不利境地。同时,监管政策趋严,银行体系的杠杆、流动性等监管要求显著抬升。全球大型银行盈利水平显著下降。通过杜邦分析,有以下结论。


一是去杠杆是 ROE 下降的主要原因。2006-2018 年,全球 10 大银行的 ROE平均由 14.25%降至 10.71%。将 ROE 变动进行分解后发现2,权益乘数对 ROE 的下降贡献比率高达 131.7%,是 ROE 下滑的主要原因;而 ROA 变动不仅未造成ROE 下滑,反而产生 31.7%的正贡献。杜邦分析的结果反映,危机以来全球大型银行致力于改高杠杆经营的业务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单位资产的盈利效率。与国际同业的表现呈现明显差异的是,中资大型银行(除农业银行 2006 年进行不良资产剥离,财务报表较特殊外)均在降低杠杆的同时,实现了盈利效率的改进;而国际同业大多呈现盈利效率 ROA 和杠杆水平 EM 的“双降”(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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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管理费用占比下降是ROA 保持稳定的重要支撑因素。2006-2018 年, 全球 10 大银行的 ROA 平均由 0.82%升至 0.89%,升幅为 0.07 个百分点。通过对 ROA 变动进行分解后发现,管理费用下降是全球大型银行 ROA 改善的首要支撑因素。这与危机以来,银行业缩减网点、裁减员工不断推进电子渠道建设有关。除此之外,所得税和资产减值准备下降也成为支撑 ROA 上升的重要因素。在拖累因素方面,非息收入下降成为首要因素,这与全球范围严监管息息相关,在欧美国家的银行中体现尤为突出。受低利率及利率市场化影响,银行利息收入也呈缩减态势。整体看,面对创收能力下降,大型银行只能通过加强成本管理予以应对。中资银行国际同业相比,非息收入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但资产减值准备对盈利的拖累效应较为显著(表 8)。


三是压降高风险贷款是去杠杆的主要策略。2006-2018 年,全球 10 大银行的权益乘数 EM 由 20.53 倍降至 12.35 倍。其中,10 大银行的贷款乘数下降4.82 倍,是 EM 下降的主要原因。这反映出,危机以来银行体系的去杠杆主要表现为贷款资产投放速度的放缓或减少。其他资产权益乘数下降达 2.86 倍(表 9),这里主要包括证券投资。与国际同业表现略有不同,中资银行去杠杆主要以减少证券投资为主。国际大型银行在减少贷款资产配置的同时,显著增加了现金及存放央行的比例,反映出在低利率环境下,银行体系向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的效率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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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10大银行杜邦分析


2012 年以来,中国 GDP 增速逐年放缓,银行业竞争日渐激烈,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速,监管政策日趋严格,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快速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提速。中国大型银行的盈利效率也出现了快速下滑。通过杜邦分析,可得到以下三方面结论:


一是 ROE 下降是盈利效率下滑和去杠杆共同作用的结果。2012-2018 年, 我国大型银行平均 ROE 由 21.43%降至 13.22%,降幅为 8.21 个百分点。其中,ROA 由1.28%降至0.95%,降幅为0.33 个百分点,对ROE 下降的贡献率达到60.9%,是 ROE 下滑的主要原因;权益乘数由 16.79 倍降至 13.91 倍,降幅为 2.88 倍, 对 ROE 下降的贡献率达到 39.1%(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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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利息收入占比下降和减值准备上升是 ROA 下降的重要原因。2012- 2018年,我国大型银行 EM 由 1.28%降至 0.95%,降幅为 0.33 个百分点。其中,利息收入下降 0.75 个百分点,是 ROA 下降的首要因素,这与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推进,银行业市场竞争加剧紧密相关;减值损失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是ROA 下降的第二大拖累因素。管理费用、税负分别下降了 0.24 和 0.39 个百分点,是支撑 ROA 的重要因素(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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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贷款和同业资产占比下降是 EM 下降的主要原因。2012-2018 年,我国大型银行 EM 平均由 16.79 倍降至 13.97 倍,降幅为 2.88 倍。其中,贷款权益乘数降幅为 1.34 倍,买入返售、拆出资金、存放同业及央行等同业资产的权益乘数下降 3.09 倍。以上两个因素是中国大型银行权益乘数下降的最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大型银行加大了对应收款投资和其他资产的配置比例(主要是证券投资),两项资产的权益乘数增幅分别为 0.93 倍和 0.62 倍(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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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来展望:开启敏捷化转型新征程


从国际和国内大型银行 ROE 杜邦分析不难看出,伴随着全球以及国内银行业经营环境的深刻变化,银行体系的盈利效率和杠杆下降是大趋势。在该背景下,银行业有必要开启敏捷转型新征程,以实现经营发展新突破。


1.2020 年全球银行业运行展望


2020 年,全球经济将继续在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环境下运行,银行业监管要求继续提升,银行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加大,经营发展面临较大挑战。


一是规模扩张受制于需求和监管约束。2020 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概率较大,经济下滑将抑制居民消费、企业投资以及进出口活动中的资金需求,从而在需求端影响银行规模扩张。在供给端,全球货币政策趋于宽松,基础货币投放增加,但银行体系监管约束也不断提高(包括 TLAC、IFRS9、流动性覆盖比率、净稳定资金比率要求等),或抑制银行规模扩张效果。部分金融监管放松的地区,规模扩张优速有望加快,如美国。


二是盈利改善受息差和资产质量拖累。当前,占全球 GDP 总量 30%以上地区正处于负利率状态。利率中枢进一步下移对银行净息差将产生比以往降息更大的冲击。以利息收入为主的银行、以零售业务为主的银行以及业务规模主要集中在负利率地区的中小型银行将面临更大冲击,利息收入下滑将成为 2020 年拖累银行利润的重要因素。此外,部分地区资产质量问题依然值得关注,新会计准则实施提高资产减值规模,加大对利润的侵蚀效应。南欧、巴西、俄罗斯和中国部分银行资产质量有下滑风险,对盈利改善将产生较大拖累效应。


三是成本效率将成为银行业转型关键。在利息收入受宽松政策侵蚀,非利息收入受严监管政策侵蚀的背景下,银行从收入端“发力”的空间较小。从成本管控上改善利润成为危机以来全球银行业的普遍策略。具体来看,银行业将进一步加大裁员和薪酬制度改革,降低人事费用,该费用能够占到银行非息费用支出的 50%以上;加大金融科技的投入和使用,通过渠道网点电子化转型, 降低物理网点的运营成本,通过监管科技(Regtech)的使用,降低监管合规成本;加大风险防控的力度,努力降低损失减值准备上升带来的信用成本;充分利用各国税改契机,合理降低税负成本。


四是银行业估值仍将处于低迷状态。2020 年,全球银行业估值仍将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欧洲、日本以及中国的银行业体系,不利外部环境会影响银行的财务表现和股东回报,继而对估值产生拖累影响。但也要看到,那些能够较好地适应环境变化,主动向高质量方向转型的银行,将赢得市场认可,获得较高的估值。


五是全球银行业并购重组将重启。2020 年,全球银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上升。主要原因包括中小银行抗风险能力衰退,在不利经营环境冲击下,“问题”中小银行数量进一步增多,将促进银行体系的兼并重组。在中国,不排除部分中小银行将退出市场,随着中小银行扩张速度大幅放缓,而大型银行表现整体依然稳健,银行业将有望结束 10 年来集中度持续下降的局面;大、中型银行界限将有所缩小,外资银行占比将有所上升。


2.2020 年中国银行业发展展望


一是银行业经营保持稳定。2019 年三季度末,中国银行业经营总体平稳:规模持续增长,总资产同比增长 7.7%;资产质量保持稳定,不良贷款率 1.86%, 较上季末增加 0.05 个百分点,但同比下降 0.01 个百分点;盈利能力有所下降,平均资产利润率为 0.97%,同比下降 0.03 个百分点,平均资本利润率 12.28%, 同比下降 0.87 个百分点;风险抵补能力较为充足,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87.63%,同比上升 6.90 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 14.54%,同比增加 0.73 个百分点。


展望 2020 年,中国银行业经营将保持稳定:一是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速保持 8%左右。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速,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中性,夯实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长的基础。二是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有望保持在 6%左右的水平。银行业规模保持平稳增长是盈利稳定的基础,同时部分银行的理财子公司已经设立并正式运营,综合化业务快速发展,将推动银行中间收入增加,但息差提升仍面临一定压力。三是信用风险压力犹存,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将保持在 1.9%左右。我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中美贸易摩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部分区域、行业以及相关企业信用风险压力犹存,同时零售银行业务快速发展, 个人信用卡贷款、消费贷款规模迅速上升,在带来收入增长的同时已积累了一定的信用风险压力。四是抗风险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将达 190%左右,资本充足率为 14%左右,银行业将通过发行优先股、可转债、永续债等方式多元化补充资本,进一步计提拨备,持续夯实损失吸收能力。


二是敏捷反应将成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当今世界市场正处于 VUCA(波动、不确定、复杂与模糊性)的环境中,中国银行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瞬息万变的环境带来日新月异的需求、颠覆性技术推陈出新、数字化和信息透明化进程加快以及人才争夺加剧。遵循传统步伐的银行早已无法适应这个威胁无处不在、机会稍纵即逝的市场环境,必须加快转型,由流程严谨、按部就班的管控性组织,转型为灵活敏捷、快速应变的生态型组织,加快对外部变化的响应,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环境下快速迭代并自我适应。


银行强化敏捷反应,前台部门将金融服务嵌入商业场景,主动成为用户生活场景中的金融服务提供者,中后台部门通过嵌入式作业前移为产品服务提供协作。具体特点有:一是借助生态体系建设,塑造金融场景,优化操作流程,推动客户关系(R)、产品研发(P)、条线协同(C)与智能运营(O)一体化建设, 不断扩大客群、增强用户粘性;二是打破条线界限,以灵活组织架构对市场作出快速反应,以客户需求为基准实行端对端交付;三是员工多角色自主赋能, 充分激活敏捷组织潜力;四是信息共享快速,沟通畅通及时,敏捷文化深入传导;五是银行内部系统平台全面盘活,开发迭代迅速,实现去边界化治理。


三是银行将在部分领域实现重点突破。一是重点区域。例如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等,加大资源投入和服务布局,获取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在重点场景。银行在洞察市场潜力的基础上,以客户需求和市场痛点为切入点,结合自身资源和能力实际,明确生态场景的独特定位、布局方式和盈利模式,并依托综合化经营能力,全方位服务于客户的特定场景。三是在重点业务领域。例如资产管理业务将成为银行的重点发展领域。从需求端来看,我国居民财富持续增加, 对资产管理的需求日益提升、规模巨大;从供给端来看,资产管理业务具有资本消耗少且资本收益率高、收入贡献稳定、协同效应明显、市场估值高等特点, 对银行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四是金融科技领域。目前,已有 10 多家银行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仍有更多的银行正处于筹建阶段。未来,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将遵循“先内后外”的发展原则,以服务本集团、助力数字化转型为基础, 将产品和服务向其他中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延伸。


三、专题研究


(一)区块链技术在全球银行业的运用及启示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人类社会正在迈入以开放共享、生态多元、广泛智能为特征的数字化时代。区块链作为数字化时代的关键技术,是构建下一代信任互联网和价值互联网的基石。银行业作为经营信用的行业,加快布局并推动区块链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巩固和培育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高水平增长,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


1.区块链为银行业带来应用机遇


区块链本质上是一种分布式记账技术,可应用于银行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帮助银行公司、零售等业务开拓新模式,降本增效,并更有效地防范风险。


一是分布式存储。区块链网络没有中心化的硬件或管理机构,分布着众多节点,节点之间可自由连接,进行数据、资产、信息等的交换。任意节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均等的,且任一节点的损坏或者失去都不影响整个系统的运作, 具有极好的稳健性。


二是多方参与。区块链的全局互信机制使得参与方越多,整个区块链的安全性和效率性越高。同时,多方参与也确保了区块链的分布、时序及不可篡改的特性。


三是可信数据。在传统业务中,客户数据呈点状分布、非连续、准确可信度不高,信息不对称程度高,造成融资难、融资贵、不良高、坏账多等现状。区块链基于自身不可篡改、可追溯等特性,重塑了信任机制。各参与方基于共识机制,按照时间顺序将数据区块组合成链式数据结构,并通过加密方式传递, 整个系统的运作规则公开透明。当交易发生时,链上的所有参与者都会收到交易信息,充分保障信息的公开、透明和不可篡改,保障信息的高度共享与可追溯性,解决了信任构建的难题。


2.各国中央银行积极探索试验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作为区块链技术的核心应用之一,获得各国政府及中央银行的广泛关注。IBM 和国际货币金融机构论坛(OMFIF)指出,目前全球 73%的央行表示支持央行数字货币;38%的央行表示正在积极探索和试验区块链技术(表13)。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推出会对货币发行、货币政策、支付清算、金融格局、互联网金融发展乃至国际货币体系等方面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表13.png


3.全球大型商业银行持续加大区块链技术投入


区块链在金融领域应用前景广阔,在全球银行业,超过 100 家银行进行了区块链应用探索和布局。我国商业银行数年前启动对区块链技术的研发和运用, 应用区块链技术革新信贷业务、跨境业务、中间业务和政务民生服务等领域。


第一,重塑供应链金融、抵押贷款业务模式,减弱信贷业务信息不对称程度。信贷业务一直受到信息不对称、管理成本高、授信和用款场景线上化难度大等问题的困扰。区块链技术将历史交易数据映射到区块链平台中,由平台自动积累企业和贷款客户的交易记录,创设可审计和共享的记录,并基于记录提供融资服务,有效减弱了信息不对称程度。


西班牙对外银行为第一家使用区块链技术发行贷款的全球性银行。从谈判条款到签署协议,整个贷款流程都通过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向银行和贷款方通报了进展,将贷款谈判时间从“数天”缩短至“数小时”。中国农业银行建立了基于区块链的涉农互联网电商融资系统,将涉农电子商务、供应链融资、网络支付、等系统打造成联盟链。中国平安集团在 IBM 区块链框架基础上对“壹账通”进行客户化改造,搭建“账链”平台。在黑名单共享、供应链金融、金融机构一帐通、小微企业贷款平台、资产平台等多场景投入使用。苏宁银行推出动产质押融资平台,依托区块链技术,实现大宗货物出入库记录的实时查看, 提升信贷前后台的风控能力。微众银行推出跨机构联盟链,增强其“微粒贷” 产品风险识别能力。


第二,带动跨境贸易支付、贸易融资及清算系统发展,解决银行跨境业务难题。交易流程复杂、参与方众多、自动化程度低等造成企业跨境贸易融资高成本、低收益的现状。区块链技术应用在跨境贸易融资业务上,大幅节约贸易融资成本,简化交易流程,提升交易效率,减少资金闲置成本,降低交易与结算风险,优化客户体验。


摩根大通与加拿大皇家银行、澳新银行联合宣布成立银行间信息网络系统(INN),利用区块链技术优化全球支付流程,提高交易效率。全球已有 259 家银行加入该系统。汇丰银行运用区块链技术出具信用证,完成了全球首笔贸易融资交易,完成时间从 5-10 天缩短至 24 小时。中国建设银行打造“区块链?贸易金融”,与 IBM 合作开发了基于超级账本的区块链银行保险业务平台,成为国内首家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国际保理业务的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借助区块链福费廷交易平台,顺利完成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首笔二级市场福费廷跨行交易。招商银行实现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全球现金管理领域的跨境直联清算、全球账户统一视图以及跨境资金归集等场景。


第三,助力数字票据交易平台建设,促进中间业务发展。在数字票据、数字凭证、发票和信用证等需要可信认证的领域,区块链通过加密技术和分布式数据库的应用,使链上被授权各方实时掌握最新的客户数据信息,降低合规成本,避免信息的重复提交,提升客户体验。


德意志银行通过区块链平台完成了首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实时金融交易。中国工商银行搭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金融产品交易平台原型系统,提供点对点的金融资产转移和交易,应用于资金划收、清算、拨付及银企互联等 60 余个场景。中信银行成立国内信用证区块链联盟,上线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国内信用证信息传输系统,实现信用证信息和贸易单据电子化传输体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了资产托管系统,实现信息的多方实时共享,利用智能合约和共识机制完成资本计划的投资合规校验,已执行上百笔交易。中国交通银行上线业内首个投行全流程区块链资产证券化平台“聚财链”,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支持证券(RMBS)基础资产信息上链。


第四,服务金融场景生态建设,拓展金融服务边界。在政务、民生、教育、就业、养老、精准脱贫、医疗健康、商品防伪、食品安全、公益、社会救助等金融场景生态构建方面,区块链技术能给用户带来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服务。例如,中国工商银行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贵州省精准扶贫,实现银行金融服务链和政府扶贫资金行政审批链的跨链整合和信息互信。建设银行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合作,用区块链技术连接全国 491 个城市的公积金中心,实现数据跨地域协同,简化了异地办理程序。


4.启示与建议


区块链技术为金融行业构筑全新的信用机制带来了可能。商业银行应采取“强基础、建生态、促融合、提效率、防风险”等发展策略,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不断拓展金融领域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使区块链技术在发展数字经济、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强基础。商业银行应从“技术?平台?人才”三个方面着手,持续夯实技术研发能力,跟踪业界对性能、效率、安全等瓶颈问题的研究进展;引入业界主流区块链技术平台产品,打造通用的、支持规模化应用研发的区块链平台;做好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工作,培养储备掌握区块链新技术的高级 IT 人才。


二是建生态。商业银行应坚持“标准先行”原则,积极配合金融监管部门加快推动金融领域的区块链技术标准化工作;积极参与国内外金融区块链合作联盟,共同探索建立行业良好生态;加强行业开放合作,积极在业界发声。


三是促融合。商业银行应积极探索区块链技术与现有业务的深度融合,探索区块链在零售业务中的广泛应用,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据共享和存储平台。在数据存储、身份识别、KYC 等方面简化流程,提升效率,改善用户体验。


四是提效率。区块链主要处理分布式的 P2P 交易,处理效率还有待提高。为了降低主链的存储负担,提升交易处理效率,研究人员提出了侧链、闪电网络等技术,目前仍处在探索阶段。未来,商业银行在应用区块链技术的同时, 也需要共同提升区块链的运行效率。


五是防风险。区块链虽采用加密算法,但仍存在黑客攻击的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在使用区块链技术中,需要及时维护、谨慎监控,尤其是对高价值的数字资产及客户的敏感、重要信息等。


(二)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分析及展望


银行是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经过近 20 年的快速发展,我国银行业在取得不俗成绩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小的风险,特别是在新常态下随着经济增速放缓, 部分区域及行业在过去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积聚的隐性风险逐步显示出来,银行强化不良资产管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下面对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管理的现状和问题加以分析,并结合当下实际情况对未来不良的变动趋势加以展望。


1.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认定标准日趋严格


对于不良资产的认定,各个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都有各自不同的标准,不同国家之间标准并不统一。例如美国商业银行将贷款分为五类,在不良认定的时间边界上规定逾期超过 30 天的贷款就将被认定为不良贷款或拖欠贷款(我国则为 90 天)。根据我国现行监管要求,银行贷款按照风险程度的不同也分为五类,分别是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级分类等级越靠后,风险程度越高,其中后三类贷款合称为银行的不良贷款。但事实上银行的资产投向并不仅局限于贷款,除存放央行以外,银行还将资产配置在同业资产和证券买卖等领域。我国之前五级分类的管理办法主要针对的是银行信贷,随着银行资产配置的多样化,许多非信贷类资产并未受到全面系统的风险管理,不良资产的管理范畴不够全面。


在 2016 年以前,国内对银行同业业务没有特定监管,金融创新较为活跃, 除表内业务外,银行还在表外持有大量信托受益权、资管计划等非标准化资产。这些非标资产往往存在多层嵌套、脱离常规监管框架的问题,隐含较大的风险。但部分银行对于表外资产并没有进行严格的风险管理和拨备计提,相关资产不良数据的披露也并不公开透明,因此若考虑银行业表外业务的不良资产,规模将高于各家银行实际公布数据,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在贷款五级分类的实操中,各家银行又结合自身情况制定了信贷资产划分细则,在实际业务当中存在部分银行对不良资产的认定标准不够严格,通过出表、腾挪等方式掩饰实际不良的情况,因此公布的不良资产数据可能低于实际不良。


随着 2016 年以来金融严监管治理开始,资管新规和 2019 年 4 月银保监会《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银行业在监管机构的引导下逐步推进金融去杠杆、做实资产分类管理,前述三类不良资产管理中的问题都正在得到有效的解决和处理,可以说行业不良资产的认定标准正日趋完善和严格(表 14)。



表14.png


金融严监管和资管新规正逐步引导银行对存量的表外非标进行化解和规范管理。而新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更是弥补了传统银行在不良资产管理方面的较多不足和缺憾。首先从分类标准上将管理对象从原有的信贷资产扩大到全部金融资产;其次,分类标准进一步细化,对非标资产、重组资产等进行了明确的细化;再次,新规明确了金融资产五级分类的归类标准,并首次明确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将被纳入不良贷款。


2.10年间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变动趋势


根据银保监会的数据,截止 2019 年 3 季度我国银行业整体不良贷款率为1.86%,不良余额为 2.37 万亿元。从行业资产质量近 10 年的变动趋势看,大致可以分成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9-2013年):随着 08 年经济危机后 GDP 增速的回升,行业不良率下行,不良余额总体保持稳定。


第二阶段(2013-2015年):我国银行业不良率和不良余额的明显攀升主要出现在 2013 年底至 2015 年。2009 年以后为托底经济,政府曾通过“4 万亿计划”刺激经济,银行业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充足的信贷额度,并在监管的大力倡导下积极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从 2013 年开始,随着经济增速放缓,银行业传统风控手段难以有效把握风险实质,行业投放集中、批量放贷审核标准宽松等风险管理中的弊端逐步显现,行业不良开始迅速增加,成为银行发展的沉重包袱。


第三阶段(2015年至今):近 4 年以来,我国银行业的不良率总体保持稳定,特别是2016-2017年,基本稳定在 1.75%左右的水平不变。而自2018年2季度以来在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背景下,不良率才在波动中有小幅上行。


分银行类型来看,过去10年国有大行和股份行的不良率较为接近,资产质量总体较为稳定,农商行不良率明显高于其他三类银行。近两年来,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城农商行等小型银行不良率有明显上行趋势。不同类的银行资产质量走势表现分化,虽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我们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服务客群的不同。城农商行主要服务地方经济,客户以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为主,同时不同银行机构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在经济下行周期资产质量面临的挑战更大。


19.png


3.银行业未来资产质量的展望


未来,银行业资产质量的变动主要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监管政策方向、银行自身风险管理水平和服务客群对象等因素影响。


第一, 宏观经济短期内增长仍然承压


银行作为周期性行业,资产质量的变动主要受到宏观经济影响,且存在一定滞后性。往往在经济下行周期,实体企业经营面临困难,银行资产质量也将相对承压。2018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增长承压, 2019 年 3 季度 GDP 同比增 6%,增速较 2 季度继续下降。从反映经济景气度的PMI 指数看,截止 10 月已连续 6 个季度处于 50%的荣枯线水平以下,经济景气度欠佳。展望未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新老动能转换的新阶段必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在传统落后产能行业投放过多信贷资源的银行,未来不良资产的管理仍将持续面临挑战。从外部经济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放缓周期,外部需求减弱,而中美贸易谈判仍存不确定性,未来国内经济的增长复苏也将受到世界经济表现欠佳的影响,继而影响行业资产质量的稳定。


第二,监管引导银行做实不良管理,风险偏好的被动提升值得关注


2016 年以来的金融严监管中,监管机构积极引导银行进行自身资负结构的调整,稳步推进金融去杠杆,使得隐藏在金融机构内部的存量风险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和疏散,金融防风险成效显著。同时,得益于监管机构在经济下行期持续引导银行做实金融资产分类管理,加大不良资产的处置清收和化解,行业的不良资产稳定增长,不良率总体保持稳定。不过也应注意到,2018 年以来监管一直引导银行加大对小微和民营企业的扶持和支持力度,并制定了“两增两控” 等相应的监管考核指标。鉴于民企和小微自身较高的经营风险特征,我们认为银行信贷投向持续向小微和民营企业倾斜或将被动提升行业风险偏好,对银行业的资产质量管控和不良资产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金融科技助力银行提升不良处置能力


不良资产的有效管控离不开银行自身风控文化的建设和风控能力的培养。我们看到在经历上一轮(2014-2015 年)过度信贷供给带来的行业不良集中爆发后,目前银行业的整体信贷文化总体趋于稳健,在本轮政策再次引导银行加大对小微信贷投放的过程中,银行业对风险判断更为审慎,不再盲目进行扩张。同时近年来,各家银行都在持续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持续投入,尝试通过大数据和金融科技的手段在资产管理的前中后期加强对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控信息的多维性、及时性和可靠性。随着银行风险管控手段的不断更新, 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提升,能够对不良资产从防控到处置都取得更好的成效。


综合而言我们认为,尽管短期内宏观经济仍存下行压力,银行信贷结构向小微民营企业倾斜将使得银行风险偏好提高,不良管理承压。但目前监管积极引导银行做实不良资产管理,加大清收处置,加之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应用都有助于银行做好不良资产的管理,相信未来 2-3 年内只要内外部经济环境不出现剧烈变动,银行业不良资产集中爆发、不良大幅攀升的可能性较低。



作者:中国银行研究院全球银行业研究课题组
来源:中 国 银 行 研 究 院

责任编辑:zhang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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