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遗嘱信托法律冲突及法律适用若干问题探讨

时间:2020/10/15 08:56:08用益信托网

摘要


《民法典》规定了遗嘱信托,这使得原栖身于《信托法》的遗嘱信托制度被纳入《民法典》。遗嘱信托不再只是《信托法》下的一种设立方式,更是和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并列的一种财富传承方式。随着国际化的深入,我国公民个人海外投资、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甚至入籍外国的情形屡见不鲜。财富管理和传承中涉外因素的加入,也使得立法、司法和法律实务各界必须正视这一新的挑战。涉外遗嘱信托在国际间面临着法律冲突,因此其法律适用问题至关重要。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涉外遗嘱和涉外信托的法律适用分别进行了规定。但涉外遗嘱信托如何适用于现有规则,不无疑义。涉外遗嘱信托法律宜适用分割制,即遗嘱部分适用涉外遗嘱的法律适用规则,而后就涉外信托部分适用于涉外信托的法律适用规则。但从长远看,宜修改立法,指定专门适用于遗嘱信托制度的法律适用规则。《海牙规则》和《美国冲突法重述》可以为我国制定相关规则提供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涉外遗嘱信托 法律适用 分割制 海牙规则 美国冲突法重述


01、涉外遗嘱信托的概念厘定


所谓遗嘱信托,是指遗嘱人以遗嘱的方式设立信托,对身后遗产进行处理的一种制度。遗嘱信托横跨继承法和信托法两个法域,是两者的结合。早在2001年颁布施行的《信托法》中,即规定了遗嘱信托,但在现行《继承法》中却并未规定有遗嘱信托[1]。有研究发现,司法实践中以遗嘱信托处分遗产而发生争议的不在少数,但因为我国继承法未规定有遗嘱信托,故在汪教授所研究的案件中法院在定性时均将其视为遗嘱[2]。2019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李1、钦某某等遗嘱继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被称为“第一例”国内遗嘱信托可查案例[3]。可见长期以来,遗嘱信托仅仅栖身于《信托法》而未被《继承法》所吸纳,司法实践对遗嘱信托的认可仍有漫长的路要走。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一项值得关注的条款是关于遗嘱信托的,即《民法典继承编》第三章“遗嘱继承和遗赠”第1133条,先后规定了遗嘱执行人、遗嘱继承、遗赠和遗嘱信托。该条第四款规定——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自此,遗嘱信托作为一种遗产处理的方式之一,与遗嘱继承和遗赠并列,成为了民众可选的财富传承方式。


从信托业发展来看,我国自改革开放起,信托业务飞速发展,信托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时,全国信托机构达数百家之多,这标志着以营业信托为主体的信托制度有了相当的发展。但问题也比较突出,典型之一就是信托立法的缺位。1993年时第八届全国人大将《信托法》制定列入五年立法规划,草案经几易其稿,最终于2001年通过,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我国《信托法》没有对涉外信托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做出规范。有学者指出,对于我国加入WTO后涉外信托法律关系发展缺乏预见性,给我国法院审理涉外信托纠纷留下了法律适用的难题[4]。


涉外遗嘱信托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一个概念,可以理解为其是遗嘱信托在国际私法领域的延伸。因此,可以将涉外遗嘱信托理解为包含涉外事实因素的遗嘱信托。依据我国法,具备如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涉外遗嘱信托:第一,遗嘱信托法律关系的主体涉外,即立遗嘱人(同时也是信托法律下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及其他主体[5]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其他组织、无国籍人;第二,前述主体经常居住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第三,遗嘱信托的客体涉外,即信托关系的标的物全部或部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第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遗嘱信托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例如遗嘱信托的订立在我国领域外、立遗嘱人去世在我国领域外或受托人承诺在我国领域外等。


02、涉外遗嘱信托的法律冲突


一般认为,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是普通法国家和地区广泛运用的一项“普适性”制度,但尽管如此,信托制度在不同的普通法法域之间依然存有差异,当然信托基础理论、信托当事人权利义务等基本方面差异不显著;但在大陆法下,因在引入信托制度时对普通法下的信托做了一定的改造。因此,大陆法下的信托与普通法下的信托存在着巨大差异,大陆法下不同法域间的信托制度也有着显著差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跨国人员及财产流动增强,具有涉外因素的遗嘱信托必然随之增加。相关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我国已有的司法实践中涉外遗嘱信托不在少数,只是因我国《继承法》中并未规定遗嘱信托,从而导致对涉外遗嘱信托以普通“遗嘱”对待,或可称为“视而不见”。涉外遗嘱信托具有涉外因素,是遗嘱信托制度在国际私法领域的延伸,加之其横跨了遗嘱和信托两个领域。就遗嘱制度的法律冲突,学界已有丰富研究,不再赘述。


以下,笔者从信托入手,概要论述其可能产生的法律冲突。


1.英美法系内部的信托法律冲突


英美法系中,有关信托的本质要素是相同的。早前有观点将英美法系的信托分为两大类,英国型和美国型,并认为英国型强调信托一旦设立,委托人就丧失全部管理权限,而美国型则将委托人的意志作为第一位的[6]。某种意义上说,此种分类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英国作为信托的起源地,其立法相对保守;美国继受英国信托制度后,基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的确美国信托制度衍生出一些与英国信托制度不同的特征。随着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离岸地的快速崛起,离岸法域在信托法立法方面更加“激进”,纷纷制定对委托人更为友好的信托法,在诸如委托人权利保留、私人信托公司、受益人权利限制、信托期限等方面做出更为弹性灵活的规定。新加坡和香港被业界称为“中岸”,近年来也纷纷在信托法方面进行修法,目的是通过信托法修法,加强本地在吸引域外客户设立信托的竞争力。


2.大陆法系内部的信托法律冲突


有观点认为,日本信托制度20世纪初从美国引进,而韩国信托法被认为是日本法的翻版,因此不能完全代表大陆法系信托法的特点。大陆法系下,法国和德国的确是典型的代表国家,但该两国不存在严格意义的遗嘱信托。大陆法系对信托制度是经过修正后加以继受的,目的在于避免引入信托制度与固有法制发生冲突,同时有保留英美法传承的信托本质[7]。大陆法系囿于自身民法债权和物权的区分模式,在此基础上改造信托来完成信托制度的移植。如最早引入信托制度的日本,通过“物权-债权”、“法主体性说”、“物权债权并行说”来构造信托概念。就受益权的性质而言,日本旧《信托法》立法之时,“债权说”是主流学说,反对者观点可以形容为“物权说”。四宫博士打破了这种胶着状态,当然四宫博士的观点也是有变化的。早期,其主张受益人具有所有权人地位,以批判债权说,后把信托财产作为目的财产,承认信托财产具有法主体性。但近来,有关“实质的法主体说”支持者随着“债权说”复兴而减少[8]。可见,信托制度的移植并非是简单的过程,无论从信托理论层面还是立法层面,都面临着挑战。


日本最早的信托专门立法,可以追溯到1922年《信托法》,彼时日本信托立法参考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信托法和《印度信托法》,以英国信托法法理为条文整理依据,还继受了一些英国法的判例法理。在试行80多年中未经过实质性修改。2016年12月15日,日本国会通过了修订后的《日本信托法》,新法对旧法进行了全面、根本的改变,实质上相当于制定了新的信托法[9]。日本新信托法修改的重大理念变化是促进民事的发展,相比旧法时代以商事信托发展为主要应用是重大的转变;再有,在发展民事信托的背景下,新法包含了更多的任意性规则,而旧法以强制性规则为主体。在具体制度设计方面,新法允许以宣言方式设立信托。在信托类型方面,承认目的信托。目的信托是对传统信托法的重大突破,因为传统信托法理要求信托需有确定的受益人(公益慈善信托是例外),而目的信托可以没有受益人。在具体权利义务方面,受托人义务是核心问题,新法对受托人义务进行了明晰和补充,并对原有的一些强制性规则进行了调整,变更为任意性规则。对于受益人的权利,某种程度上讲是进行了强化,即便信托行为(如信托文件、遗嘱信托)也不能加以限制,从这个角度看受益人的权利条款更多的属于强行法。另外,新法还设置了信托监督人和受益人代理人,目的是更好的保护受益人利益。


03、我国涉外遗嘱信托法律适用


我国信托业被作为金融业的一个部分,受银保监会监管。信托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行业信托财产存量规模已逾20万亿,是财富管理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英美法法域不同,甚至与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均有所不同的是,我国的遗嘱信托在内的民事信托极为不发达。如前所述,司法实践中涉外遗嘱信托并非少见,但裁判中居然以普通“遗嘱”视之,可见信托观念亟待普及。实体法层面尚如此,国际私法视角下涉外遗嘱信托的法律适用窘境,可能更甚。


(一)涉外信托法律适用


我国2001年颁布施行的《信托法》对涉外信托法律适用问题未进行规定。2010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简称“《法律适用法》”)第17条规定,第十七条 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信托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信托财产所在地法律或者信托关系发生地法律。该条是我国当前《法律适用法》中对涉外信托法律适用的唯一一条规定。根据该条第一句,涉外信托关系受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支配,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的,该条第二句规定适用信托财产所在地法律或信托关系发生地法律。


有观点认为,之所以信托适用信托财产所在地法律,是信托财产的性质决定的,信托财产是物,根据物权法则,物权关系适用物之所在地法[10]。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或许有所局限。我国信托法下,委托人设立信托的不必然是“物”,可以是委托人的“财产”或“财产权利”。结合实务经验,笔者认为信托实践中如下情形的出现或使得“信托财产所在地”的确定存在实际困难。


理由一,信托财产形态多样,可以是资金、金融资产、债权、保险金请求权等,此外知识产权也可以依法设立信托。因此,信托财产并非是有形的“物”,对于“无形”的财产权,其所在地如何判断,似乎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于不动产、动产,似乎可以“物”的实际坐落处所为“所在地”。但对于资金,实践中受托人通常会在商业银行开立信托专户用于存管,受托人与开立信托专户的商业银行并非必然位于同一城市,以受托人所在地为信托财产所在地还是以信托账户所在地为准。再有,对于股权信托,受托人持有股权的,标的公司或与受托人并不在同一地。


理由二,在受托人管理之下,信托财产处于变动的状态,依据我国《信托法》,受托人因管理运用信托财产所取得的财产,依然归入信托财产。因此信托财产的形态并非一成不变的。信托财产内的资金或可因受托人管理运用变成不动产,也可以变成存款、股票、债权等金融类资产。此时,据以判定准据法的,应以初始信托财产为准,还是以争议发生时信托财产类型及坐落为准,也不无疑义。


理由三,信托财产可以是多元的——同一信托合同可以“容纳”多项信托财产,此时准据法的确定,也将是一个难题。


我国《法律适用法》第十七条后半句,对于当事人未明示选择适用法的,可以适用“信托关系发生地法律”。以我国信托实践为例,通常区分信托关系成立和信托关系生效。对于信托合同形式设立的信托,信托合同签订时信托成立。实践中通常信托合同约定委托人交付信托财产后信托方生效。因此,信托成立与信托生效,实践中被区别对待,究竟哪一个才是信托关系发生地,并不明确。对于合同以外书面形式设立信托的,受托人承诺时信托方成立。但是对于遗嘱信托的场景下,遗嘱信托采取遗嘱的形式设立。一般认为,立遗嘱人去世时遗嘱即生效。我国现行法同时规定,受托人承诺信托的,信托方成立。如此就导致遗嘱信托下,遗嘱生效与信托成立可能为两个时间点。


此外,遗嘱信托下,遗嘱执行人或继承人将遗产交付受托人,又将会出现第三个甚至更多的时间点。此时信托关系发生地如何理解,也可能产生歧义。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法律适用法》有关信托法律关系适用法的规则,考虑到了信托契约属性。这种定性与大陆法对信托的移植有关。原本在英美法中,有关信托本质的认识基本上是相同的,即都强调受托人享有普通法上的所有权(Legal title),受益人享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权(Equitable title),形成了双重所有权的结构[11]。但是大陆法普遍否认受益权作为物权的存在大陆法下对信托的识别存在多种学说,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都将其识别和定性为契约制度。如此一来,在涉外信托法律规制方面,就不难理解当下的立法。既然“合同适用合同地缔结地法是合同法律适用客观原则,规定信托关系适用发生地法律是信托合同属性使然”[12]。


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对于涉外合同的的法律适用,一般认为分割论是国际条约和许多国家立法司法及理论所采纳。我国《法律适用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既规定了一般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也对十余种合同分别规定了法律适用。对于同一合同,我国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倾向于分割制。同一合同下,当事人的行为能力适用属人法、合同形式适用缔结地法、合同内容适用合同准据法。如将信托识别和定性为合同,涉外信托是否也可以采取分割制,现行法未予明确。但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的措辞看,似乎也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二)涉外遗嘱的法律适用


我国《法律适用法》对涉外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做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分别就遗嘱继承形式要件和形式要件分别进行了规定。在遗嘱继承法律适用方面,我国采取同一制原则,不对遗产进行不动产和动产的区分,适用同一法律。在法律适用方面,秉承了《遗嘱处分方式法律冲突公约》的精神,对遗嘱形式要件的法律适用进行了宽松的规定——遗嘱方式,符合立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住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遗嘱行为地法律的,遗嘱均为成立。在遗嘱实质要件法律适用方面,我国《法律适用法》规定适用的连接点指向了立遗嘱人的属人法——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时间要素上包括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就有关遗嘱实质要件是否可以适用立遗嘱人选择的法律,理论上尚有争论。有观点认为《法律适用法》强调遗嘱继承领域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强制性,排除了意思自治原则的使用,不允许当事人选择法律。


相反观点认为,《法律适用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是法律适用基本原则,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适用法律。就后一观点,笔者持保留态度。意思自治原则的确是国际上涉外继承法律适用的发展趋势。1988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即采取了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即允许立遗嘱人生前指定适用其遗产继承的法律,但需以明示方式作出,且范围上限于死亡时国籍国法或惯常居所地法。倘若认为我国《法律适用法》允许遗嘱继承的法律选择,那么是否这种选择存在某种限制,还不明确。如立遗嘱人在其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住地法律或国籍国法律均可自由选择,那么实际上有四种组合可选。倘若如此,相比前述《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的有限意思自治原则,我国的意思自治似乎反而没有限制,甚至比公约确立的范围还要广泛。


从司法实践来看,有个别案例判决载明“各方当事人合意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故本院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本案是涉外遗嘱继承纠纷,各方当事人可选择本案所使用的法律”,似乎遵循了“意思自治”,但实有不妥[13]。现行法下涉外遗嘱继承的意思自治应不允许,《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第六条做了规定,即第六条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选择无效。《法律适用法》第3条应理解为“宣示性”条款,只有法律明确该领域可以适用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才可以根据其意志选择法律,否则无效[14]。


“遗产管理”是否可以涵盖“遗嘱信托”,也是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有观点认为,第三方管理遗产的情况,即为遗嘱信托[15]。对此,笔者并不认同。就遗产管理,主要可以从两方面看待其重要性。一方面,遗产分割前,遗产权属处于不稳定状态。存在因遗产欠缺管理而导致损害、灭失甚至被不当处置的风险。另一方面,被继承人生前所负债务,需以遗产来偿还。基于前述理由,有必要对遗产进行清查和管理,直至分割完毕。


但信托下,委托人去世的,信托财产不会成为遗产,自然不存在遗产管理的问题。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信托法》第15条的措辞为“设立信托后,委托人死亡”。于遗嘱信托下,委托人(也即立遗嘱人)去世之时遗嘱同时生效,受托人承诺信托的,信托方成立。也就是说,遗嘱信托下,委托人死亡通常在前,信托成立往往在后。由此或可推断,我国《信托法》主体内容系围绕以信托合同方式设立信托的规制,对于以其他书面方式(包括遗嘱)设立信托的,直接援引相关条款似乎有瑕疵。但即便如此,依信托法理,信托财产由受托人持有,并以受托人名义为管理、处分,并向受益人分配。


因此,遗嘱信托下,不应出现继承程序中的遗产分割问题,但是委托人去世后,其名下财产转移至受托人之前,信托财产与遗产一样面临着灭失、被不当处置的风险,仍有加强管理的必要。总之,笔者认为,《法律适用法》第34条所指“遗产管理”应为遗嘱信托以外的继承程序中所适用。


(三)实践中涉外遗嘱信托法律适用的困境


如前所述,我国《法律适用法》分别对涉外信托与涉外遗嘱的法律适用进行了规定,但未对涉外遗嘱信托进行规定。实践中如何适用,可能存在“统一制”和“分割制”两种方式。


所谓统一制,即法院处理涉外遗嘱信托案件时,把涉外遗嘱信托统一识别为涉外信托关系或者涉外遗嘱继承关系,然后依据我国《法律适用法》的条款确定准据法。应该说,无论是将涉外遗嘱信托识别为涉外信托关系还是涉外遗嘱继承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如前所述,当前《法律适用法》中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表明了我国涉外信托关系法律适用规则侧重强调信托的契约属性。但遗嘱信托是单方法律行为,不同于双方法律行为的合同。如将涉外遗嘱信托识别为涉外遗嘱继承,也不适宜。我国《民法典》继承编下的“遗嘱继承和遗赠”一章中,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共计四款先后规定了遗嘱执行人、遗嘱继承、遗赠和遗嘱信托。可见,遗嘱信托是作为与遗嘱继承和遗赠并列的一种财富传承方式。将遗嘱信托与遗嘱继承等同,似乎与《民法典》对遗嘱信托的定位不符。遗嘱继承与遗嘱信托,在立遗嘱人去世后遗产持续管理、处分方面存在巨大差异。遗嘱继承,从效果上看是以遗产分割为最终目的的。而遗嘱信托则将财产交由受托人,由受托人以其名义管理、处分、分配,信托期限或许较长。因此,遗嘱信托直接援用遗嘱继承的法律冲突规则并不适宜。


笔者认为,“分割制”的做法将涉外遗嘱信托分割成信托部分和遗嘱部分,以涉外遗嘱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确定其遗嘱部分的准据法,涉外信托关系部分则适用涉外信托的准据法。《关于信托法律适用即信托承认的海牙公约》(简称“《海牙公约》”)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所制定,其目的就是为没有信托制度国家提供一套有关信托的法律适用规则,通过法律适用的统一化,确保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海牙公约》采取了分割方法确定信托的法律适用规则。首先,在行为能力以及信托设立方式等问题排除在《海牙公约》之外[16]。其次,《海牙公约》既适用于以信托合同所设立的信托,也适用于遗嘱信托,在二者适用法律方面不做区分[17]。最后,《海牙公约》对于信托有效性、解释、效力及管理等,原则统一适用信托委托人选定的法律,同时明确至少就信托管理事项的准据法可以与支配信托有效性事项的法律予以区别。


但在我国,涉外遗嘱信托的法律适用如采用分割制,或存在一定的障碍,表现在:第一,我国《法律适用法》尊重涉外信托法律适用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但在遗嘱信托中,遗嘱信托的“当事人”如何界定,是指立遗嘱人的意思表示,还是需同时考虑受托人的意愿?另外,我国《信托法》把受益人也作为信托当事人之一,那么涉外遗嘱信托法律适用方面,受益人的意愿是否需考量?笔者倾向于认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意见均不宜被考虑在内,但此处不详述。第二,我国涉外遗嘱信托的法律适用,可否采取“分割原则”,即信托的有效性、解释、效力及管理等问题允许分别是适用不同法域的信托法。


如前所述,《海牙公约》至少明确了信托管理的适用法可与支配信托有效性事项的法律相区别。笔者倾向于认为,可以借鉴《海牙公约》的分割原则,但此处亦不详述。第三,是否区分动产遗嘱信托和不动产遗嘱信托的法律适用。不动产具有属地限制,非依不动产所在地国家的判决,难以得到不动产所在地国家的承认和执行。我国涉外信托法律适用规则未区分动产和不动产,这和我国信托法理尚存争议不无关系——究竟委托人设立信托,是否转移了所有权,尚有疑义。


04、结语


《海牙公约》是1984年第15届国际私法会议上通过的,已经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塞浦路斯、瑞士签署,但美国和法国尚未完成国内批准程序。公约填补了信托法律适用国际立法的空白。英国于1987年颁布了《信托承认法》,赋予了《海牙公约》国内法的效力。美国没有批准公约,因此普通法规则在美国依然适用。《美国冲突法重述》(第2版)较第1版在信托国际私法规则方面进行了大幅的调整。时至今日,第3版《美国冲法重述》也在酝酿之中。我国可以考虑借鉴最新的经验完善我国涉外遗嘱信托法律适用的规则。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三条,设立遗嘱信托,应当遵守继承法关于遗嘱的规定。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或者无能力担任受托人的,由受益人另行选任受托人;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依法由其监护人代行选任。遗嘱对选任受托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 汪金兰.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实证分析[A].中国涉外家事法律论丛(第一辑)[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282.

[3] 韩良. 让信托走入寻常百姓家[J]. 家族企业, 2019(11).

[4] 肖明,邓志伟.涉外信托的法律冲突及法律适用[J].法律适用(国家法官学院学报),2002(06):40-42.

[5] 笔者注:其他主体可能是信托保护人、监察人、信托管理人、信托监督人。依据我国《信托法》第三条,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均为信托当事人。在信托业实践中,委托人还会指定特定人士担任保护人,担任保护人的可能是专业人士(如律师),也可能是亲友。选择专业人士担任保护人,主要由该等保护人在专业事项方面监督受托人;而选择亲友担任保护人,主要考虑问问是因为亲友对受益人更为熟悉,使得受托人在信托利益方面更能符合受益人最大利益。此外,部分法域的信托法规定有其他主体,如日本《信托法》规定有信托管理人,其职责系在无人可作为受益人行使权力的信托中,由信托管理人以其自己名义行使有关信托受益人的权利的人。在高龄者及未成年人为受益人时,可以选任监视、监督受托人的第三方。

[6] 齐湘泉.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原理与精要[M]. 法律出版社, 2011:173.

[7] 周玉华.国际信托法初步研究[J].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7(02):28-34.

[8] 能见善久,赵廉慧.日本新信托法的理论课题[J].比较法研究,2008(05):153-160.

[9] 赵廉慧.日本信托法修改及其信托观念的发展[J].北方法学,2009,3(04):154-160.

[10] 齐湘泉.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原理与精要[M]. 法律出版社, 2011:176.

[11] 邢建东. 衡平法的推定信托研究[M]. 法律出版社, 2007:358.

[12] 齐湘泉.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原理与精要[M]. 法律出版社, 2011:176.

[13] 余小凡. 我国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之实证分析——以我国法院判决的19份裁判文书为研究对象[J]. 宿州学院学报, 2017(08):39-43.

[14] 高晓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解读[J]. 法律适用, 2013, 000(003):38-45.

[15] 周勇. 涉外遗嘱信托法律适用问题研究[D].

[16] Article 4 The Convention does not apply to preliminary issues relating to the validity of wills or of other acts by virtue of which assets are transferred to the trustee. 可译为:第四条 本公约不适用于有关遗嘱有效性或为将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的任何其他行为的有效性等先决问题。

[17]Article 3 The Convention applies only to trusts created voluntarily and evidenced in writing.可译为:第三条 本公约仅适用于自愿设立并有书面证明的信托。


作者:柏 高 原
来源:京 都 家 族 传 承

责任编辑:y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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