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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产品兑付违约后，推介人是否需承担个人赔偿责任？

2025年8月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披露的一则判决书显示，因推介的900万信托产品兑付遇阻，产品推介人C被判按实际损失的10%，赔偿投资者A619337.75元。

该信托产品推介赔偿纠纷案，成为信托从业人员因个人推介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典型判例，其判决结果不仅厘清了信托产品兑付纠纷中的责任划分，更对信托行业的销售行为、合规管理及从业人员责任认定带来深远影响，推动行业从机构单一责任向机构与个人责任并重的方向转型。

投资者认购900万信托产品，到期未能如期兑付

2020年至2021年，产品推介人C的孩子与投资者A的孩子系同学关系，产品推介人C为信托公司职员。产品推介人C向投资者A推介了五款信托产品，投资者A先后认购合计900万元信托资金，与信托公司签订五份《信托合同》，涉及深圳新动力贷款、深圳驭智天成贷款、恒盈集合资金等多款信托计划。彼时，这些信托产品均标注为不保本保收益的资管产品，但在产品推介人C的推介下，投资者A完成了全部认购，而产品推介人C也从该五笔推介业务中获得3万余元销售提成。

信托合同履行期届满后，信托公司未能如期兑付上述产品，其中四款产品因资金投向与合同约定不符、未履行信息披露及投后管理义务、未尽受托人忠实管理之责等问题，出现信托财产无法清算的情况，另一款远澈汇景徐州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则未被认定存在违规行为。

投资者实际损失619.34万元，判推介人担责10%

2023年，投资者A就五款产品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信托公司返还本金并支付利息。经审理，北京两级法院认定信托公司对前四款产品构成根本违约，判令其赔偿投资者A投资本金损失6247897.04元及相应资金占用利息，仅驳回了投资者A针对第五款产品的诉讼请求。此后，投资者A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未获任何赔偿，相关执行程序被终结。

在信托产品出现兑付风险后，2022年9月2日，投资者A与产品推介人C签订《协议书》，明确产品推介人C对其推介的五款信托产品，若在预计存续期届满后二年内未能变现，自愿承担损失额度的10%的赔偿责任，同时约定产品变现后，投资者A按比例向产品推介人C退回赔偿款，且争议优先协商解决、不采用法律手段。

但在多次协商无果且强制执行未果后，2024年11月，投资者A以合同纠纷为由将产品推介人C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损失781733元及相应利息，承担案件诉讼与保全费用。

庭审中，产品推介人C提出多项抗辩理由，认为案涉产品为不保本保收益资管产品，要求其赔偿属于变相刚兑，且其推介行为系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由信托公司承担，若判令其赔偿将构成双重赔付；同时，其主张仅获3万余元提成，却需赔付78万余元，显失公平，且协议书系在胁迫下签署，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排斥诉讼的约定也说明其承诺属于自然之债，不应受法律强制约束，此外还提出原告主张的计算基数不清。

法院经审理查明，信托公司在2024年2月6日向投资者A分配了部分本金54519.57元及收益10906.15元，扣减后投资者A的实际本金损失为6193377.47元。

法院认为，案涉《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于附生效条件、赔偿范围及返还条件的合法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中排斥诉讼的约定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无效，而产品推介人C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协议书系胁迫签署，其抗辩理由均不成立。同时，法院明确协议中约定的“损失额度”仅指未返还的投资本金，不包含资金占用利息，最终判令产品推介人C赔偿王某某投资损失619337.75元，投资者A在获得信托公司本金返还后按比例向产品推介人C退还赔偿款，驳回王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相关费用由双方按比例承担。

行业销售与合规体系迎重构

这起判例的作出，为信托行业的发展与规范划定了全新的责任边界，对行业生态产生多重深远影响，成为推动行业合规化、规范化发展的重要契机。

其一，明晰信托从业人员个人推介行为的责任边界，打破“职务行为均由机构担责”的认知误区。本案中，法院认定产品推介人C的赔偿承诺系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延伸，即便机构已承担兑付责任，从业人员仍需为其个人作出的赔偿承诺承担民事责任，明确了从业人员在推介过程中，若以个人名义作出责任承诺，即便属于职务推介，也需独立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这一裁判导向，让从业人员意识到个人行为的法律风险，倒逼其在推介过程中保持审慎，杜绝随意承诺、过度推介等行为。

其二，强化信托销售行为的合规管控，推动行业告别“重业绩、轻合规”的销售模式。此前，信托行业部分从业人员为追求销售业绩，存在利用熟人关系过度推介、模糊风险提示、甚至私下作出兑付承诺的行为，而本案中产品推介人C因个人承诺承担赔偿责任的结果，让信托机构不得不加强对销售行为的全流程管控。未来，信托机构将进一步完善销售话术规范、推介行为审核、从业人员培训等体系，杜绝私下承诺、违规推介等行为，同时对从业人员的个人承诺行为进行严格约束，从源头防范销售端的风险隐患。

其三，推动信托行业构建机构与个人的双重责任体系，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在信托行业的风险处置中，以往多以机构为主要责任主体，从业人员的个人责任往往被忽视，而本案判例让行业意识到，信托风险的责任承担并非机构的“独角戏”，从业人员因个人行为、个人承诺产生的责任，需独立承担。这将推动信托行业建立更为完善的风险分担机制，机构在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也会通过完善考核机制、责任追偿制度等，将从业人员的个人行为与责任挂钩，形成机构与个人的双重风险约束。

其四，引导投资者树立理性投资认知，同时保障投资者的合法维权渠道。本案中，法院既否定了信托产品的变相刚兑，又支持了从业人员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的个人赔偿承诺，既明确了不保本保收益资管产品的风险自担原则，又保护了投资者因从业人员个人承诺而产生的合法权益。这一裁判结果，既让投资者认识到信托产品的投资风险，摒弃“有机构兜底、有从业人员承诺即无风险”的错误认知，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又明确了投资者在遭遇从业人员个人违规承诺、机构兑付违约后的合法维权路径，平衡了投资者与从业人员、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

从行业发展趋势来看，这起判例并非个例，而是信托行业监管趋严、司法裁判精细化的必然结果。在资管新规落地、信托行业回归本源的背景下，监管层对信托行业的合规要求持续提升，司法机关对信托纠纷的裁判也更加注重权责对等、意思自治与法律规定的结合。未来，信托行业需以本案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体系、销售合规体系与从业人员责任体系，机构与从业人员需共同坚守合规底线，摒弃短期业绩导向，回归信托“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唯有如此，才能推动信托行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与投资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