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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金融法院公布了一则判决书。投资者30万买信托遭遇延期兑付，产品到期后，剩24万未兑付，投资者怒告某银行上海分行、某信托公司。

法院就信托公司存在资金投向违约、信息披露缺位等根本违约行为，某银行上海分行代销中未尽独立尽调、风险提示等适当性义务的事实。一审法院判定解除信托合同，信托公司赔偿沈某剩余本金24万元及相应利息，银行在本金损失8%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沈某与银行均提起上诉，北京金融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起围绕信托产品代销中适当性义务履行、信托资金违规运用的纠纷，不仅清晰界定了信托公司与代销银行的责任边界，更成为金融行业审视资管产品销售与管理合规性的典型案例，为信托及银行代销业务敲响了合规警钟。

30万买信托遭遇延期兑付，信托公司全额赔，银行赔8%

案件的核心缘起于2020年11月，沈某通过某银行上海分行线上渠道，认购了某信托公司发行的某信托计划14号第6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入本金30万元，产品封闭期183天，约定预期收益率4.4%。彼时该产品被标注为中低风险，某银行上海分行此前为沈某做的风险测评结果为4级（积极型），银行主张产品风险与沈某风险承受能力匹配。

但产品到期后，某信托公司仅于2021年6月向沈某兑付本金6万元、利息1451.75元，剩余资金因底层资产问题陷入延期兑付，此后多年该信托计划持续披露存在兑付问题，且未明确底层资产处置方案，沈某的投资目的彻底落空，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信托合同、信托公司赔偿全部损失，并主张某银行上海分行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期间，查明了案件诸多关键事实，揭开了信托公司与代销银行的合规漏洞。从信托公司层面来看，监管部门的举报调查意见书明确，该信托计划14号资金投向与合同约定不符，其投资的永丰系列产品底层部分债券评级低于合同约定的AA级，且产品逾期后，信托公司未向投资人披露底层资产具体情况及处置措施，信息披露义务严重缺位；更关键的是，庭审中信托公司拒不提交信托计划交易流水、底层资产具体情况，未举证证明其依约管理信托资金，已构成根本违约。

从代销银行某银行上海分行层面，监管部门同样认定其存在多项违规行为：对代销的信托产品尽职调查不审慎，风险评估与投后管理仅援引信托公司信息，未进行独立分析；在2020年信托公司已出现负面消息、产品底层出现违约的情况下，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仍继续销售相关产品；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系统存在缺陷，存在保本需求客户评级偏高的情况，且线上购买流程的风险提示流于形式，仅设置10秒强制阅读时间，未充分履行风险说明义务。此外，沈某提交的与银行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工作人员在推介产品时作出了收益率保证的相关陈述，变相构成保本承诺。

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确认案涉信托合同于2024年9月24日解除，某信托公司需赔偿沈某剩余本金24万元及相应资金占用利息，同时认定某银行上海分行违反适当性义务，酌定其在本金损失8%的范围内（19200元）与信托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驳回沈某要求银行承担全部连带责任、赔偿律师费的诉求。判决作出后，沈某与某银行上海分行均不服提起上诉：沈某认为银行违规情节严重，应承担全部连带赔偿责任，一审酌定责任比例过低；某银行上海分行则主张其已尽到尽职调查与风险提示义务，沈某作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具有丰富投资经验，且产品尚未清算、损失未确定，银行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北京金融法院二审对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同时补充查明沈某曾为该银行上海分行员工的背景，最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法院认为，某银行上海分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在代销过程中存在的多项违规行为已构成适当性义务违反，理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一审结合其过错程度、危害后果酌定的8%责任比例并无不当；而沈某要求银行承担全部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至此，这起历时数月的营业信托纠纷尘埃落定，信托公司与代销银行的责任被依法明确。

代销银行不再是“甩手掌柜”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并非单一的司法裁判，更对信托行业及银行资管产品代销业务产生了多重深远影响，为行业合规发展划定了清晰红线。

首先，强化信托公司主动管理责任与信息披露义务。案涉信托计划作为主动管理型产品，信托公司拒不举证证明资金投向、未依约履行投资管理义务，且信息披露严重缺位，最终被认定根本违约并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这一判决再次明确，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必须严格恪守《信托法》及监管规定，按照信托合同约定运用和管理信托资金，不得擅自变更投资方向；同时需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尤其是产品出现兑付风险后，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投资人披露底层资产情况、风险成因及处置措施，保障投资人的知情权，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其次，明确银行代销资管产品的适当性义务边界，压实“卖者尽责”责任。判决清晰界定，银行作为代销机构，并非仅作为“渠道方”即可免责，而是必须履行独立的尽职调查、风险评估、风险提示义务：对代销产品需进行独立的风险分析，不能单纯援引发行机构信息；对合作机构的负面消息需及时采取核查、暂停销售等应对措施；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需真实反映投资者实际需求，不得人为调整；线上销售的风险提示不得流于形式，需确保投资者充分理解产品风险。同时，判决也明确了责任比例的酌定原则，即结合代销机构的过错程度、危害后果、投资者自身情况综合判定，既避免“一刀切”式的全部责任，也杜绝代销机构完全免责。

再者，重申“买者自负”的前提是“卖者尽责”，平衡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的权利义务。本案中，沈某虽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具有多次投资经历，但其合法权益仍受法律保护，因信托公司与银行的违规行为导致的损失，仍可主张赔偿；但同时，法院也未支持其过高的赔偿诉求，结合其自身投资经验划定了合理的责任范围。这一裁判思路，既遏制了金融机构利用信息优势规避责任的行为，也引导金融消费者树立理性投资意识，明确只有在金融机构充分履行合规义务的前提下，投资者才需承担正常的市场投资风险。

最后，为行业监管与司法裁判提供典型参考，推动资管行业合规化转型。该案中，监管部门的调查意见书成为法院认定金融机构违规的关键证据，实现了行政监管与司法裁判的有效衔接，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清晰的证据采信与责任认定标准。同时，判决针对信托产品代销中的常见违规情形——如尽职调查流于形式、风险提示不到位、保本承诺等——作出了明确的否定性评价，将倒逼信托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优化产品销售流程，加强从业人员合规培训，从源头减少违规销售行为。

资管新规实施以来，“破刚兑、强监管、重合规”已成为金融行业的主旋律，信托行业及银行代销业务作为资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规运营直接关系到金融市场的稳定与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次营业信托纠纷的终审判决，是司法机关对资管行业合规要求的再次重申：金融机构必须摒弃重渠道、轻合规，重销售、轻管理的经营模式，切实履行受托责任与适当性义务；唯有“卖者尽责”，才能实现“买者自负”，才能推动信托行业与银行代销业务回归资管本源，实现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对于金融消费者而言，该案也提醒其在投资过程中留存相关证据，理性看待产品收益承诺，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