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老矣,尚能饭否?

时间:2020/06/30 11:33:25用益信托网

一顿羊肉火锅,一部坏孩子逆袭史。


从中信成立至今,有过风,有过雨,四十余年不惑之龄,信托老矣?尚能饭否?


01、归来:“五老火锅宴”


1979年1月,料峭的冬寒尚在继续。邓公邀请了5位工商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涮羊肉火锅。


当时63岁、一头华发的荣毅仁就是其中一位。


邓公亲切地称五人为“老同志”,号召他们继续搞企业,称“经济建设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希望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并历史性提出要摘掉工商界资本家的帽子。


原本还心有余悸的5位巨擘如释重负,工商业者一时间仿佛焕发了第二春。


9个月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


三顾茅庐而出山,荣毅仁应邓公之邀,担任掌门人。销声匿迹许久,几经60余年的起伏后,信托终于在我国重新出现。


其实早在民国历时期,信托学说就已经随着西风东渐飘入了我国。从1919年聚兴诚上海分行成立信托部开始,各类信托机构纷纷出现,可绝大数的它们都志在投机而非信托。


偏离了主业,财产管理业务的比例很小,主要充当信用中介融通社会资金,当时的信托与商业银行的差别并不大。随即,1921年“信交风潮”大起大落,凋败之气很快弥漫开来。


等到战时,近代信托被注入一剂肾上腺素。


可对于法律制度真空、业务偏离本意的信托来说,那不过是最后的回光返照。

战后社会主义改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畸形繁荣的近代信托还是走到了尽头。


原有信托业务消失,各类信托机构形成虚设,直到“五老火锅宴”出现在历史长河里。


1979年10月,走过了繁荣也淌过了沉寂。


从荣毅仁这一步开始,中国信托业正式归来,开始了接下来40余年的风雨兼程。


02、探路:摸着石头过河下的野蛮生长


重操旧业的荣毅仁被人们侃作“荣老板”。


他接过了邓公手中“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先进技术、投入国家建设”的探路重任。可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捉襟见肘的窘迫态势。


当时的中国,1977年外汇储备为9.52亿美元,1978年剩1.67亿美元。而《人民日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刊文更折射出国内对债务问题的忌讳。


1980年,江苏仪征化纤工厂资金不足。


眼看一个利国利民的项目即将流产,荣毅仁只好冒着“资本主义”的风险,提出向国外发行债券启动项目。最终,中信在日本发行了100亿私募债券,几十家日本机构踊跃认购。


这次“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借钱”的融资创举被称为“仪征模式”。


一边利用外资在国内发展实业,一边利用外资在海外投资,再加上8.7%的债券利率高于政府贷款,这些被视为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做法给当时的中信带来了极大的舆论压力。


好在三年后,仪征建成投产,债券如期偿还。


成功为工业化建设引入了大量资金,中信也在那时成为了信托业的一面旗帜,被邓公指认为“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与此同时的80年代,在荣毅仁的顺利探路中,政府开始“放权让利”。


中国大陆出现了一股“信托热”。为了充分利用各种渠道的多余闲置资金,弥补银行信贷的不足,各家银行、各部委和各地政府纷纷成立信托投资公司。


也是在1980年,当时的中国第二大信托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


这个后来因严重资不抵债在世纪之交成为“中国破产第一案”的广国信,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可谓风头尽出,被指定为广东对外发债借债的“窗口”,堪比经济特区里的“公司特区”。


凭借着金字令牌,广国信在海外广泛筹资,资金累计达到了50亿美元。“北有中信,南有广国信”,一度被传为80年代的佳话。


短短几年,信托行业快速膨胀。


到了1982年6月,仅银行下辖的信托投资公司或部门,就多达620个。


在那段野蛮生长的年代,信托把中国经济滋养得苗肥果壮。


资产迅速扩张,媒体点评当时的市场,“信托公司是中国的化肥厂,氮肥是美元,磷肥是港币,钾肥是日元,农家肥就是人民币。”


03、转折:烈马脱缰经历六次整顿


可80年代的信托,虽然被冠以“信托”之名,但却仍然不是“信而托之、代人理财”的信托。


在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里疯狂扩张,它实际开展的还是所谓“信托贷款”业务,资金来源是负债资金,与银行贷款业务并无太大区别。信托的本源业务,依旧难觅踪迹。


它如一匹脱缰的烈马,狂奔在时代的原野里。


1982年,在这种无序的矛盾冲击中,信托史上的六次整顿拉开了序幕。


1982年,第一次整顿;


1985年,第二次整顿;


1988年,第三次整顿;


1993年,第四次整顿;

……


前两次的整顿,重心都落在了业务清理上。


被国务院一个个点名,地方政府曾经的权力被收回,除国务院批准的信托公司外,各地区部门都不得再办理信托投资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履行央行职能。


可前两次整顿,还是没抵住信托业的洪荒之力。1988年,全国信托机构数量达上千家。


在经济过热下,资金需求过大,信托业再次过于迅速膨胀。而与此同时,监管的脚步实在跟不上,有限的资金被分散,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国民经济之路再受负面影响。


同一年,国务院决定进行第三次清理。


也是在这两次整顿期间,追着这波行业扩张的势头,后来的巨头之一,中融信托的前身——哈尔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1987年低调地出现在了市场上。


第三次整顿的效果,相比前两次要明显得多,机构数量渐减。


可事实证明,那时的信托比想象中更脆弱。


在1992年邓公南巡过后,伴随着“三热”(开发区、房地产、集资)兴起,一些银行机构与信托违规联手,通过拆借、贷款等方式获取资金用作“炒房”,不良之风又肆起。


遂,见招拆招,第四次整顿开启,火力集中到了银、信、证分离上。这一次整改之后,四大国有银行与信托脱钩,一些公司业务开始发生改变。


足足四次整顿,刚结束80年代的烈马脱缰,又陷入90年代的兵荒马乱。信托这个“坏孩子”,似乎注定了它的前半生不会风平浪静。


同样是90年代,在任14年后,兀兀穷年的荣毅仁于1993年卸任中信董事长。


一朝事了拂衣去,彼时的中信,仍然稳坐中国第一大信托公司之位。可曾经“北有中信,南有广国信”佳话中的另一位,结局却截然不同。


1999年1月,世纪之交,广国信向法院递交了破产申请书。


曾经的中国第二大信托公司,没有逃开金融界“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魔咒。在官方令牌下,广国信疯狂扩张,境外债权人达130多家,旗下子公司也数量惊人。


与之俱来的,是逐渐迷失了方向的经营行为。


以债养债,高息揽存,账外经营,乱拆乱投,干部中饱私囊,高层领导不知旗下子公司,员工跑美国生3个孩子纸尿布走公司报销,钱欲与奢靡充斥着广国信的办公大楼……


压死它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97-1998年过境的亚洲金融危机。


漫无节制的500多家债务人,不严格审查债务人资信偿债能力下,向省内债务人发放贷款近130亿元。危机一爆发,高信用风险与流动风险下,等待着广国信的是支付困境。


最终,总资产214.71亿元,总负债361.45亿元,资不抵债146.94亿元,负债率高达168%。这一可怕的巨大债务黑洞令广东执政者无比棘手。无奈,他们只好忍痛割肉。


同是“窗口公司”,一个仍为行业龙头,一个沦为了“世纪大案”。


初时波澜壮阔,命运却世事无常。广国信就像一卷陈旧的胶卷,监管混乱的背后,浓缩着中国金融体制的是非对错。


而伴随着广国信的落幕,史上最严厉、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整顿也开始了。


1999年3月,国务院第五次整顿吹响了号角。这一次整顿足足持续了2年左右,如狂风过境横扫整个信托业。


良莠不齐的市场被清洗,不符合要求的信托公司被摘去牌照,又一番银信证分业大洗局。


信托不再经营证券经纪业务和股票承销业务,央行也停止了银行向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拆借,从资金来源上限制了信托投资机构扩大贷款规模的能力。


此后,信托公司被重新定位,数量也从最高峰时的1000多家骤减至68家幸存者。多少曾经叱咤风云的信托公司,最终还是被时代湮没,数不尽风流人物,俱往矣。


04、重生:在规范中成长


2005年,89岁的荣毅仁辞世。一个属于他的时代过去,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刚进入千禧年的信托,在2001年迎来了一件大事——《信托法》正式通过。


随后,又是另外“两规”的出台。


长期以来功能错位、主业不明的痼疾,被“一法两规”赤条条地揭开。按照规定,信托被确定为可以经营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和其他财产信托四大类主营业务。


现代信

作者:晏 方
来源:理 顾 者

责任编辑:x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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