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公司的前世今生:又怎么了?向何处去?

时间:2022/09/05 11:01:48用益信托网

一、信托行业,如何跳出治乱循环,如何避免被反复清理整顿的命运?


如果5年前你问这个话,会被信托从业者嘲讽,你不懂信托业。他们会说:信托公司早已不是当年被整顿来整顿去的“信托投资公司”,这是一个“割裂了历史的联系而重新被加以制度设计的行业”,因此容易遭受误解。


2001年《信托法》实施,2007年“新两规”出台,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我们早已经变成了“好孩子”!甚至是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2009年行业开始起飞,2012年管理资产规模超过保险业,一度跃居中国第二大金融行业。


然而,到今天,没有人再否认,也没有人再有能力否认,信托行业正在进行一轮清理整顿。全行业总共68家公司,安信信托、四川信托、华信信托等公司全面停摆已久,正在重组之中;新华信托直接被宣布破产;华融信托被信托业保障基金接盘……


地产暴雷,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投资者占据信托公司办公职场的场面屡见不鲜。信托行业“年年难过年年过”这种甜蜜的自怨自艾、顾影自怜,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迷茫、无助、恐慌、失落、担忧……


对于新入行的信托人来说,这轮严监管和行业调整周期,可谓触目惊心。对于信托老兵来说,这只是历次清理整顿中的一次。


二、托行业,到底又怎么了?信托行业,何去何从?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你才能看到多远的未来”,让我们一起回顾1979年至今,中国信托业波澜壮阔而又饱经沧桑的发展历程,为的不是缅怀我们的光荣与梦想,而是看看我们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我们现在能做点什么,以后到底做什么。


1、投石问路摸索中:1979-2000


1979年1月17日,时值春节前夕,寒风料峭,雪花纷飞,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一角支起了圆桌,邓公邀请五位老叟来了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宴。觥筹交错间,邓公传达了国家对于工商业发展的支持,以及对发展经济建设的决心,史称“五老火锅宴”。


五老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就是如今中信集团的前身。而这位老者就是荣毅仁,时年63岁。


荣毅仁为什么要成立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而不是一个银行,不是一个投资集团或者其他的什么公司呢?现在信托的定位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但是1979年的时候,谁有财可理啊?


历史的偶然性、戏剧性就在于此。如果荣毅仁当年成立的不是一家信托投资公司,那么中国的信托业可能晚生二三十年,到现在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业态或者不一样的名称。但是它也有历史的必然性,我们想想当年中信要承担的使命,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包括人才、资金,最重要的当然是引进海外的资金,在国内投资兴办实业、搞工厂、盖楼等等,要实现这么多的功能,非信托不可,其他公司都实现不了这样的功能。


信托这个概念,对于荣毅仁来说,毫不陌生。1944年荣氏家族成立的三新银行就设立了信托部。民国时代中国的信托业就很发达,当年还有一家非常大的机构叫中央信托局,现在我们回头去看1933年程联出版的《世界信托考证》都会对当时信托业发展和信托理论研究之深叹为观止。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基本建设战线非常长,工商企业经济的腾飞亟需资金的扶持,而国内信用市场尚未形成,建设需求远远超过了财政承担能力,想搞钱只能另谋出路。


受邓公鼓舞,荣毅仁拿出以公司项目名义在海外发债筹集资金的方案,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1981年6月,中央同意中信海外发债的提案;1982年1月,中信与野村证券达成协议,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也即“仪征债券”;1984年,中信先后发行多笔债券,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大量活水。


1980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积极开办信托业务的通知》,之后国家部委、银行、地方政府纷纷成立信托投资公司,弥补信用市场空缺带来的资金短板。到1982年,仅银行下设的信托机构或部门就达到了620多家。


早期,信托公司的定位类似政府融资平台,为国家重点基础产业融通资金,而非“受人之托,代人理财”。这种“早产”的错位,注定了中国信托业发展道路的曲折。


信托投资公司数量的爆发,极大地膨胀了基本建设规模,加剧了短期资金用于长期贷款的超负荷运行。于是,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清理整顿开始了。


1982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整顿国内信托投资业务和加强更新改造资金管理的通知》,未经批准不得办理信托投资业务。今后信托投资业务(除财政拨付的少量技措贷款基金外),一律由人民银行或人民银行指定的专业银行办理。


第一次清理整顿掐灭了非金融机构设立信托投资公司的想法,但银行与信托的往来仍然密切。1983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提出“凡是有利于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有利于发展生产、搞活经济的各种信托业务都可以办理”,充分肯定了信托业以银行业务经营为主的混业模式。政策宽松带来的则是货币市场信贷和货币投放失控。1984年,银行贷款规模同比增长33.09%,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49.5%。


1985年初,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贷款检查工作的通知》,人民银行发布通知停止发放新的信托贷款,停止新增信托投资。12月,人民银行发布《金融信托投资机构资金管理暂行办法》,1986年4月发布《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信托业的地位、监管单位和业务范围。


但是,第二次清理整顿下来,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和经营方式都和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类同,同时也成为各专业银行回避央行信贷规模控制的通道。银行纷纷通过各种形式向信托投资公司转移资金,固定资产投资失控,信用结构发生改变,而信托本身的违规经营也不胜枚举:超范围吸收存款的、超比例发放固定资产贷款的、发放假委托贷款的……


到1988年底,我国信托投资公司的数量达上千家,其中经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准的745家,资产总额700多亿元。


如此超额膨胀,迎来的必然是压制。


1988年8月,人民银行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8号文件,开始了信托业第三次清理整顿。人民银行提出银信分离,切断了银行与信托间的同业拆借通道,对信托存款按比例缴存准备金,取消了利率上浮的规定,半数以上的信托投资公司被撤并。


随后的三年里,我国开展了全面的经济治理整顿,整顿市场秩序,维护社会稳定。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一曲《春天的故事》响起,邓公南巡给中国带来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


根据人民银行数据,1993年上半年,全国集资额达1000亿元左右,到5月末国家银行向系统外净拆出资金达1055亿元,同业拆借利率上升到18‰以上。


在一片开发区、房地产和集资的热潮中,信托的内心再次激荡。


此时,信托投资公司还在混业经营。除来往最为密切的银行业务外,与股票市场和证券业务的渊源也由来已久。


早在1984年,时任飞乐音响董事长的秦其斌找到时任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经理的黄显贵,希望能代理发行股票。同年11月18日,中华第一股——飞乐音响发行上市,发行当日即被抢购一空。后来,信托投资公司被监管允许下设证券营业部,大量开展证券经纪和自有资金的证券二级市场投资业务。但是,由于监管缺位,不少证券营业部挪用股民保证金,形成了大量的资金缺口,积累了大量金融风险。同时,在与银行的合作中,信托投资公司高息揽存、违规放贷、违规拆借,形成了大量不良资产。


1993年6月,中央决定整顿金融秩序,信托业第四次清理整顿正式开始。


这次清理整顿中,银行不能再经营信托业务,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1995年,《商业银行法》通过,禁止商业银行从事信托投资业务及投资于非银行机构;同年,国务院要求四大国有行与所办信托投资公司脱钩。到1996年底,全国信托投资公司的数量仅剩244家。


与此相伴的,则是多家信托机构出现重大风险事件。


先是1997年1月,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中农信)因资不抵债破产;199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关闭中创公司,这家公认的“中国风投鼻祖”,也经营着大量信托投资业务;1999年1月,当时国内第二大信托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国投)被广东高院裁定破产,除了疯狂借贷形成的债务外,其所属的4家证券交易部还挪用股民保证金,形成了7000多万元的资金缺口。


伴随一系列风险事件的发生,监管意识到了信托业发展的最大矛盾——本源业务不清晰。1997年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1999年3月,国务院宣布开始信托业第五次清理整顿,责令信托机构不再经营证券经纪和股票承销业务。原来信托投资公司下设的证券营业部,要么组建单独的证券公司,要么转让或者出售。同时,撤销大量规模小、问题严重甚至资不抵债的信托机构,信托存款和结算业务也被叫停。


与以往不同的是,以前仅仅针对部分问题严重的信托机构开展清理整顿,这次则是全部推倒重来。无论经营好坏,所有信托机构都要重新登记。


经过两年左右的清理整顿,200多家信托机构退出市场,59家获批重新登记,13家保留牌照但未重新登记。


2、千锤百炼又重生:2001-2006


随着千禧年的到来,经历了五轮锤炼,信托业已然到了重生的时机。


彼时,银行有《商业银行法》,证券有《证券法》,保险有《保险法》,连财务公司都有《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在蛋壳的保护中慢慢孵化。而信托投资公司则是先有鸡后有蛋,没人告诉她和别人到底有啥不可以搞,搞一通被锤一通,换条路接着搞接着被锤。


历经多次清理整顿,监管也意识到了顶层制度缺位的问题。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刚刚完成组建,便将《信托法》列入了五年立法规划中。


但《信托法》的颁布却没有那么顺利。


国内虽然经过了多年摸索,但并没干过真正的信托业务,对信托制度的研究更几乎还是空白。1993年8月,时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王连洲找到任职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教授,以及资深法学界元老谢怀栻、魏家驹等人,共同成立了起草组。


从起草组成立到一次审议稿形成,前后经历了三年多,再到二次审议稿的形成又过了四年。与此相比,与信托法同批次筹备的《证券法》则在1998年就已经发布。其中,关于“信托法到底是管信托,还是管信托公司”的争论持续了很久,最后把信托投资公司相关的内容全部删掉,通篇只讲信托作为一种法律关系,并未提及信托机构的业务范围和管理规范。


最终,三次审议稿在2001年4月28日获得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信托终于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


信托业的“春天”来了。


2002年7月,《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了资金信托业务的定义,同时规定资金信托业务仅限于央行批准的信托投资公司开展。加上《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一法两规”的框架初步形成,标志着信托业真正进入规范发展期。


2002年7月18日,《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我国第一个规范的资金信托计划也于同日诞生:爱建信托推出“上海外环隧道项目资金信托计划”,总规模5.5亿元,5万元起售,期限3年。


十天后,我国第一个房地产信托——“新上海国际大厦项目资金信托计划”正式推出,不到9天售罄。此后,管网信托、消费贷款信托、出租汽车营运权信托、住房按揭贷款信托等产品相继推出,一时间集合资金信托成了投资者心中的“金疙瘩”。


路虽然在眼前,却注定不会一帆风顺。2002年后,信托投资公司一边压缩自己的负债类资产,处置不良,还要去摸索业务发展思路,投石问路的日子也并没有那么好过。


投石问路中,有人趟过了河,也有人掉了进去。


2004年8月,作为“德隆系”主要控股牌照的金新信托被责令停业整顿;2005年5月,宁夏银监局责令对同样陷入德隆危机的伊斯兰信托实施停业整顿;7月,庆泰信托因非吸和操纵股票被责令停业整顿;12月,金信信托因违规经营和经营不善遭停业整顿。


基于这些新的风险案例,以及对信托公司定位的思考,当时的中国银监会对信托公司的“两规”进行了修订。也就是2007年3月开始施行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连同《信托法》,被称为“一法两规”。


这也开启了信托业第六次清理整顿。


此次清理整顿中,信托投资公司彻底换了户口,“投资”二字被摘掉,原来的实业资产被剥离,各家机构也开始按监管要求重新登记,信托主业被确定为可以经营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和其他财产信托四大类,100万的起购门槛也就此奠定。


当时很多人以为,限制自营,彻底回归“信托”,定位高端私募,投资者门槛“高达”100万元,信托行业的发展困难重重,但是没有想到“重生”后的信托公司,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并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巅峰时刻。


3、鲜衣怒马那十年:2007-2017


新两规后,信托公司开始重新登记。2013年,中旅信托完成重新登记并更名为民生信托,信托牌照的数量定格在71张。除金新信托、泛亚信托和广州国投三张牌照未正式营运外,68家信托公司的格局自此奠定。


也就是这68家信托公司,从2007年到2017年,一边喊着“年年难过年年过”,一边开挂式的实现了管理资产规模的狂飙突进。2012年管理资产规模超过保险业,一度干成了中国第二大金融行业,2017年末的时候达到管理资产规模的顶点26.25万亿元。


信托业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离不开五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融资缺位。信托在我国企业融资体系中就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信托贷款虽然比银行贷款更贵,但门槛更低、对资金去向的监管也更宽松,加上直接融资渠道极度稀缺,融资的缺位给资金信托业务带来了足够的滋养空间。


第二个关键词是居民理财。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我国居民手中积累了一定规模的闲置资金。信托产品的收益率一般比同期存款利率高出数倍,比银行理财的收益率也高出不少。与证券投资基金等相比,资金信托的固定收益属性更加明显,对于老百姓来说,“低风险、高收益”的信托产品显然是更现实的选择。


第三个关键词是特殊政策。我国很多金融产品和业务,名义上是备案制,实际上是类似审批制,因为需要“事前备案”,而在2007年“新两规”出台之后的若干年,当时银监会对信托产品的发行是真的备案制,信托公司可以自主决定产品的发行,“事后备案”即可。而对于信托公司的业务和产品创新,当时监管奉行的也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不是什么事都要先出台一个管理办法才能干。这样的监管思路,加上信托资金本身运用范围广,方式灵活,在信托的平台上展开了大量的创新,并且这样好的“通道”很快被银行运用到极致。


第四个关键词是银信理财。这是信托黄金十年的重要助推器。


银信合作经历了四个阶段:


阶段一:合作打新股。早在2005年,信托开始和银行理财合作打新股。银行理财无法在股票市场开户,只能投央票和债券,但信托可以作为IPO的配售对象,因此银行理财把资金注入信托中进行打新。2006年10月,华宝信托推出用于网下配售的“华宝-聚金证券投资资金信托计划第一号”,成为首支打新股信托产品。


但在实际业务中,不少银行套用了高预期回报的标签,一旦进入熊市发生亏损,投资者不能接受。因此,2007年6月,监管叫停了通道类信托打新产品。“6124”行情后,股市进入下行周期,直到2008年9月新股发行暂停,打新理财产品阶段性退出了历史舞台。

阶段二:银信理财。在合作打新股阶段,信托100万的起投门槛和200人募集上限制约了销售。2006年5月16日,民生银行与平安信托合作推出人民币非凡理财产品T1、T2计划,对接平安信托江珲高速公路项目贷款资金信托计划,这是第一款银信合作理财产品。银行先整体购买信托产品,再拆分出售,投资者只要花五六万就能买到银行理财版的信托产品。


阶段三:合作放贷。早在2006年3月,光大银行就推出了阳光理财T计划,以银信合作的模式做贷款。而这种模式的大量崛起则是2009年后,国家宏观控制表内信贷规模,于是银行理财资金通过成立信托计划去投信贷资产。


这种模式正好满足了双方需求。银行可以规避贷款规模管控,节约存款准备金,还能在缺乏信贷额度时抓住重要客户;信托公司干赚通道费,高的时候甚至有1-2个点,何乐而不为?


监管自然不能坐视银信合作对宏观调控的干扰,2010年“72号文”和2011年“7号文”分别从银信两端限制资产出表,将游离于监管之外的表外资产纳入监管。


阶段四:同业竞争阶段。2012年《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为银证合作打开了通道。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在业务初期没有净资本限制,资金投向也没有过多约束,对银行来说显然更“香”。2013年银监会“8号文”从资金端限制了银证通道的市场规模,2016年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净资本考核也给合作带来了限制,自此银信通道合作重回主流。


第五个关键词是地产和基建。2008年次贷危机后,世界经济面临巨大考验。为提振内需、刺激经济,2008年11月,国务院宣布实施一揽子刺激计划。之后,房地产和基建市场陷入了“狂欢”。对开发商和城投公司来说,信托资金灵活多样,资金利率可以灵活调整,能够弥补银行贷款的不足;对信托公司来说,地产和城投项目资金需求巨大,也负担地起信托资金的成本。二者相互成就,相性十足。


就这样,在经济上行周期,地产、基建、通道“三板斧”一路狂飙,其间诞生了伞形信托、配资、资金池、家族信托、消费信托、资产证券化、并购、债转股、投贷联动、绿色信托、慈善信托等等一系列“创新”业务。


就这样大干快上,2010年全行业信托业务收入超过固有业务收入,2012年管理资产规模超越保险业,2017年底管理规模达到巅峰的26.25万亿元。


那是多么令人怀念的十年!


鲜衣怒马,跑马圈地,哪怕出现了短暂的严监管,无非换个方向,地产不行就干城投,城投再不行就干通道。啥,你说通道不行了?嘿,地产和城投的周期又来了,战啊!


4、终由打猎返农耕:2017至今


2017年开始,信托行业的发展就开始呈现严重的疲态,这背后最大的背景是金融严监管周期的到来,从银行业乱象整治开始,信托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再加上底层资产暴雷,雪上加霜,一开始的时候,三五个亿的资产违约,信托公司的眼都不眨一下就拿自有资金垫付了,或者扔到资金池滚动发行,但是当信托项下的违约资产越来越多,自有资金大部分“固化”后,也慢慢丧失了“刚兑”的能力。而同期,监管严格限制非标资金池的发展。等到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之后,整个资管行业的发展逻辑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7年11月,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发布。作为大资管领域的纲领性文件,资管新规在限制非标债权、打破刚性兑付、消除多层嵌套、净值化管理、统一杠杆水平等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为信托公司业务转型划定了规制框架。


仅仅不到半年后,2018年4月28日,“资管新规”正式发布。紧接着,银行理财、证券资管、保险资管、私募基金、期货公司等纷纷发布实施细则,信托行业则珊珊来迟。


直到2020年5月,银保监会就《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俗称资金信托新规。新规保留了信托公司的贷款牌照,但非标占比50%的限制、资金信托定位为私募、彻底禁绝非标资金池、严格限制客户集中度,哪条都让信托公司不好过。


同年6月,多家信托公司收到银保监会信托部的窗口指导,要求压降融资类信托额度。按照年初监管定下的全年压降1万亿规模来算,各家需要压降20%左右。从监管导向来看,希望通过五年的压降,将融资类信托规模逐步清零。


搞完了宏观管控,监管继续对各业务条线动手。


地产方面,从房住不炒、“432”到控制房地产信托余额,再到“三道红线”和打掉优先股、永续债、对赌回购等“假投资”业务,想干地产业务只能去做真股权。但是,紧接着来的就是疯狂的开发商爆雷潮,哪怕是曾经百强榜前几位的开发商也没能躲过去。


城投方面,以往信托公司依赖的信仰也有面临崩裂的痕迹,这种崩裂的原因更多来自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而非监管部门。先是基础设施建设从跑量转向走质,再是多地发文要求管控城投公司融资成本,后是部分敏感区域直接躺平,历史遗留问题搞得信托焦头烂额。


通道方面,银保监会定调在2021年将金融通道业务清零,同时在银行理财端、证券资管端等做了多重限制。年内到期的,自然退出;期限较长的,也要和合作单位商量能不能提前结束。无论如何,对通道业务的压降是硬性指标。


2020年12月信托业年会上,监管层用了“意识不牢、守正不足、忠实不够、专业不强”四个词来点评当前信托业存在的问题,甚至连“钻空子、错位、投机、江湖草莽气息、阳奉阴违”这些话都用了进来,足以说明监管对行业整顿下了多大的决心。


2021年初,监管继续要求各家信托公司压降融资类信托规模,压降指标仍然是20%。


2021年7月,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清理规范信托公司非金融子公司业务的通知》,要求严禁新增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已设立的不得新增对境内外企业的投资。


2021年10月,一份关于整顿信托公司异地部门的征求意见稿在同业流传,要求中后台部门迁回注册地或与注册地部门合并,前台业务部门仅可在7个区域设立,且对部门数量和人员比例做出了要求,高管团队也要回注册地办公。


2022年4月,银保监会下发信托公司业务分类政策征求意见稿,将信托业务分为资产管理信托、资产服务信托、公益/慈善信托三类。征求意见稿强化了信托服务的功能,同时引导信托公司向标准化产品、服务信托等方向发展。淡化了融资类信托的表述,而这也是过去十年间信托业最“主流”的业务。


在这场被监管称为第七次清理整顿的强监管周期中,与一条条法规相伴随的则是部分信托机构的出险。


2020年6月,安信信托实际控制人因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7月,银保监会依法对新时代信托、新华信托实施接管;2021年1月,大连银保监局通告华信信托在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指导下开展风险处置工作;2月,四川银保监局对四川信托合计罚款人民币3490万元;2022年7月,银保监会同意新华信托依法进入破产程序,“68”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变成“67”,甚至更少。


出险机构在苦苦挣扎,未出险机构则在积极寻求转型的道路。


压缩非标业务,总要另寻出路。无论是标债投资、股票投资还是服务信托,和以往的非标业务模式有着鲜明的差异:对业务人员的专业性带来了极大的考验,对风控运营中台提出了全新的要求,IT系统亟需革新,对财富端的营销能力也提出了挑战。


同时,无论做债还是做股,都要面临来自银行理财、公私募基金等金融同业的竞争,这些机构早在市场中深耕多年,投研交综合能力要比沉浸在非标中无法自拔的信托领先很多年。想要和他们卷,只能沉下心培育业务和组织能力,进行一场涵盖业务体系、管理体系和人才体系的深层次变革,从以往的打猎模式转向农耕文明。


监管层明确表示,信托业要树立赚辛苦钱的理念,埋头实干,通过提供高质量服务获取相应报酬,靠创造价值来获取利润,不要总打量着利用全能性金融牌照的优势,靠投机赚钱。如果信托行业迟迟不能扭转投机的风气,“全能性金融牌照”这一信托公司最大的政策优势,将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基础。


正可谓:

投石问路摸索中,千锤百炼又重生。

鲜衣怒马十年后,终由打猎返农耕。


这个经历过崛起、灿烂、疯狂、重构、再出发的行业,既是我国金融市场不断摸索前行的见证者,是资产管理市场的探路者,更是老一辈信托人的青春。


信托业这轮转型不是去找新的热点,而是一种灵魂深处的商业模式变革,其中既包括了业务模式的变革,也包括管理思想的变革以及人的变革,信托要赢得全方位的新生,已然走到了转型的关键时期。


作者:郑 斌
来源:金 晓 生

责任编辑:hu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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