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慈善信托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

时间:2023/01/17 11:34:59用益信托网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慈善法修订草案进行了首次审议,其中慈善信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重大亮点之一,围绕受益人、受托人,监察人等信托当事人及相关制度对慈善信托治理进行系统优化,全面规范慈善信托运作,不仅是对慈善信托发展现状的回应,更有利于慈善信托事业的良性发展。


慈善信托的发展速度、规模虽未必符合大多数人的期待,但其所能承载的社会价值及家族价值已经逐步显现;相关慈善信托的理论研究也日趋活跃,已经有关于慈善信托基本原理方面的专著问世;慈善信托的治理实践也日益丰富,在委托人、受托人及监察人等治理结构以及相应的治理机制上都已有了多层次的探索和创新。


对修订草案中关于慈善信托几个关键问题的思考


1、关于信托监察人的设置与权利配置


从“慈善信托的委托人根据需要,可以确定信托监察人”到“慈善信托应当设置信托监察人。慈善信托监察人由信托文件规定。信托文件未规定的,由备案的民政部门指定。”这实际上基本采取了《信托法》第六十四条确定的立场。信托监察人制度的调整对慈善信托治理完善至为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讲慈善信托的“受益人”是缺失的,这就打破了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之间的平衡;因此,以信托监察人的设立维护受益人的利益、维护委托人的意愿及利益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不仅是信托治理平衡的必然,也是合规运营的基本要求,再辅以监管管理及行业治理的参与,可以更有效地保障慈善信托目的及多重价值的实现。相信在未来的制度设计中,特定慈善信托合规运营能力对于税收优惠政策等促进政策的取得与享有也存在着重要影响。


事实上,在现有设立慈善信托的实务中,信托监察人(包括由多名监察人组成的监察人委员会)的安排与权利配置已经成为一个筹划重点。信托监察人既然承载着如此重要的功能,其相应的职责也适宜法定,由此在慈善法相应条款中对信托监察人的条件与职责做进一步的明确是有必要的。由此不仅实务中信托监察人权利配置可以有章可循,并可在此基础上进行个性化的细化或扩张,这可能会使信托监察人制度发挥更大的现实价值。


2、关于慈善信托决策机构的问题


目前的慈善信托实践中,在慈善信托内部设立决策机构并不是个案,如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设立了董事会、芳梅教育慈善信托设立了决策委员会,还有一些慈善信托也设立了类似机构。随着可以预见的股权类慈善信托的活跃,以及慈善信托规模的不断扩大,在慈善信托中设立相应的决策机构,对慈善信托相关事务进行决策将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必要性的安排,这对慈善信托的日常运行、慈善财产的管理及慈善项目的运作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委托人设立规模较大的慈善信托,不仅是出于社会价值的考量,同时也往往会考虑通过慈善信托实现家族文化的凝聚与养成、实现家族成员的多种能力训练与培养等家族价值。在慈善信托治理中通过必要的决策机构设置与机制安排给予家族更充分的影响力,在慈善信托运营与慈善事务执行中保有家族更大的参与度,保有适度的家族决策权重,在保证公益目的、公益效果及保持完全公益性的前提下,这些相应的慈善信托治理取向应当得到必要的尊重和合理的实现。


是否可以设立决策机构?法无禁止则可为,在慈善信托实务中也是依据此原则展开的,但事实上决策机构的问题是相对复杂的。决策机构的法律地位、义务与责任如何确定?决策机构与受托人的关系如何界定?决策机构的组成有无限制的必要?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在实务中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更存在不同的安排逻辑。


由此,在相关法律规范中对慈善信托决策机构的设立,职责及地位等关键要素做原则性规范是极为必要的,当然这些规范内容应当不影响受托人信义义务的承担。


3、关于慈善信托年度支出及管理费用标准的问题


在修订草案中规定“慈善信托的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标准,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税务和银行保险监督管理等部门制定。”这一条款的安排事实上是大有深意的。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标准问题不仅涉及到慈善信托规范管理,更涉及反累积原则的适用,以及慈善目的的真正实现,进而也会涉及到慈善信托享受相关促进政策的价值正当性等问题。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慈善信托运行的灵活性、委托人意愿实现的充分性与主动性是慈善信托众多优势中最为突出的,如果完全比照慈善组织关于年度支出与管理费用标准的相应规范,将会大大影响委托人设立慈善信托的积极性,也会降低慈善信托这一慈善工具的社会价值。所以,未来在这方面的制度安排应当极为慎重,应当合理尊重信托的“自由”本质。


4、关于委托人开放性的问题


《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38条规定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或者经原委托人同意,可以增加新的委托人,可以增加信托资产,这相当于承认了开放式的慈善信托,这一规定不仅符合实践诉求且价值取向上也是值得充分尊重的。


在目前的慈善信托筹划实践中,部分慈善信托合同会直接对委托人的增加及信托财产的增加保持开放,并根据委托人的意愿进行必要的机制安排。这里讲到的增加信托资产,可以是委托人自己增加,也可以是委托人以外的人增加。委托人以外的人增加信托资产的,可以在信托中安排为新增的委托人,并进而享有与原委托人相同或差异化的权益;同时也可以将委托人以外增加信托资产的人安排为捐赠人,并进而可以赋予包括知情权等在内的一定权益。这完全可以在信托合同中安排。


开放性的慈善信托涉及到的信托治理问题会相对复杂一些,对规范运作及透明度也会有更高的要求,但此类慈善信托的应用场景确实是存在的,也是符合效率原则并值得鼓励的。因此,在慈善法修订中吸收《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的相应部分内容是适合的。


以更大的创新精神和开放度去进行慈善信托制度的完善,既尊重慈善信托的社会价值也尊重慈善信托的家族价值,既关注慈善事业的一般规律也充分尊重慈善信托的特定优势,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慈善信托制度完善路径。


5、关于慈善信托的驱动力问题(重新认识慈善信托的家族价值)


慈善信托所能彰显的社会价值是被社会所广泛关注的,同时也是家族开展慈善事业的重要推动力量,就这一点是具有普遍社会共识的。但与此同时,伴随着慈善信托数量和规模的延续升势,单笔慈善信托大多存在规模较小的特点,尤其是诸多家族对慈善信托的浅尝辄止,表明慈善信托仍然欠缺内在的驱动力。


就家族慈善立场出发,慈善不应是出于对政府与公众的讨好,或者仅仅是对社会政策运动式的响应,更不应是哗众取宠的“作秀”。家族财富来源于家族的努力与福德,离不开时代所给予的机遇,更离不开社会与自然资源要素的广泛参与,家族只是特定化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与管理者,家族慈善应是出于家族对社会与自然使命般的深刻关切,同时更应出于对家族价值的贯彻遵从。


6、关于慈善信托治理的问题


信托作为多当事人、参与人的法律结构,不仅涉及到信托财产所有权、控制权、管理权及受益权的配置问题,更涉及到如何在范围上及时间上实现延续委托人意愿与影响的目的问题,慈善信托治理问题的存在是必然的。


慈善信托作为家族的训练场,家族的深度地、持久地参与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灵活性与主动性本身就是信托结构的本质特征,家族在法律容许的范围提出个性的治理诉求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家族往往将慈善信托作为家族治理实现的重要路径,期待慈善信托治理与家族治理的协同是肯定的,也是必然的。


在慈善信托治理中给予委托人合理的权利配置空间和意愿实现保障,通过必要的管理委员会设置与机制给予家族更充分的影响力,在监察人安排上从家族视角更为周到可靠,在慈善事务执行中保有家族更大的参与度,在慈善信托出现问题时让家族具有相应的决策权重,在保证公益目的、公益效果及保持完全公益性的前提下,这些相应的慈善信托治理取向应当得到必要的尊重和合理的实现。


7、关于股权类慈善信托应用场景的问题


从目前的信托实践来看,但凡设立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一般都已经在境内或境外设立了家族信托,二者通常是孪生的。这完全符合逻辑,家族信托与慈善信托都可以理解为财富传承的工具,只是二者的传承方向与承载目标不同而已。将部分资产置入慈善信托转化为慈善资产进行管理,同时将部分资产置入家族信托转化为信托资产进行管理,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可以想见,随着股权类慈善信托的发展,就一特定家族企业而言,部分股权置入慈善信托,部分股权置入家族信托,这可能是非常典型的家族财富管理安排。


股权类慈善信托具有特殊价值,但我们不能只关注股权类慈善信托。不动产类、知识产权类的慈善信托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慈善信托类型;我们不能只看现在,也可以考虑身后,不仅可以生前设立慈善信托,同样也可以通过遗嘱设立慈善信托。与家族信托一样,慈善信托的应用场景同样是极为丰富的。


信托的发展来源于人们的奇思妙想与创新精神,实践是最为鲜活的且永远走在法律的前面,慈善信托的应用场景将会越来越丰富。今天依然无法纳入法律意义上的慈善信托的一些应用场景,如利益分割信托领域的探索与尝试等,不仅有极为重要的探索价值,相信在发展中一定会得到法律的不同程度的确认。


即使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从长远来看股权类慈善信托一定是未来的趋势。当然,股权类慈善信托涉及社会治理、家族治理、信托治理及企业治理的多层次平衡问题,如何让股权参与到慈善信托中来的同时,又不影响家族自身的流动性和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有很多问题需要进行更开放性的探索与研究。


毋庸讳言,当前慈善信托的隐性制约因素本质上是慈善信托文化方面的路障,路障的排除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集行业之力在发展中逐步去克服和优化。只有在中国的慈善信托文化真正回归并成熟时,慈善信托才会迎来真正的春天。


作者:
来源:永 丰 家 族 办 公 室

责任编辑:liuyj

研究频道子页-第一短幅
新书推荐更多
研究频道子页-第二短幅
会议培训更多
研究频道子页-会议培训下方左研究频道子页-会议培训下方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