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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证监会开始负责私募基金监管以来，私募行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但近年来私募行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私募证券基金还是私募股权基金，其新增规模都呈现快速下滑的趋势。

一、分类型私募基金存量规模

从存量看，私募证券基金存量规模从2014年4600亿攀升至2021年的峰值6.3万亿，随后，规模逐步滑落，2023年已降至5.5万亿，较峰值减少约8000亿。相比之下，私募股权及创业投资基金增长态势稳健，其存量规模从2014年的9100亿持续扩大，到2023年已突破14.3万亿（中基协数据）。

私募股权与创投基金存量规模持续增长，这一现象与基金退出渠道的局限性紧密相连。我国一级市场的退出方式主要依赖IPO，IPO政策收紧对基金退出策略影响较大。根据Pitchbook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私募股权项目通过IPO退出的比例仅为5%左右，而并购退出和S基金退出占则分别占据了52%和43%的高比例。相比之下，中国的并购基金和S基金发展相对滞后，并购退出只占了交易数量的3%。

相比而言，私募证券基金的流动性较好，每年基金清盘数量维持在较高水平。2023年，私募证券基金清盘数量达到了1.1万只，而私募股权基金清盘数量为1564只，创投基金清盘数量仅为572只，相对较少（中基协数据）。

二、私募管理人数量下降

2022年以来，私募管理人的存量规模持续下降，主要是因为新备案管理人数量大幅减少，而被注销管理人数量大幅增加（中基协数据）。

从每年新增私募管理人备案登记看。自2014年启动私募管理人备案登记以来，该制度在次年即2015年显著推动了私募管理人数量的激增。观察历年数据，不难发现2017年成为了私募管理人备案的高峰期，无论是私募证券还是私募股权类管理人，均在这一年达到了备案数量的高点。后续每年的备案管理人数量基本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尤其是2023年新的备案政策出台后，私募管理人备案数量更是大幅下降。具体而言，私募股权类管理人2023年备案316家，仅为2017年的7%。私募证券类管理人2023年备案179家，相当于2017年备案数量的11%（中基协数据）。

私募管理人数量下降，一方面是监管“严进强退”政策，管理人备案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和私募管理人态度发生转变也有关系。在初期阶段，私募管理人保壳、非管理人申请成为管理人的意愿较强，而近年来，市场参与者的心态变得较为消极，对管理人被注销持消极态度的人数增多，甚至觉得为其所累而主动注销的亦不在少数。

三、外币基金大幅下降

外币基金数量和规模紧缩态势明显。根据清科数据，2023年新募外币基金共计77支，募资规模约为1088亿元，同比降幅分别为32%和56%。与2021年外相比，分别下降60%和65%。

2024年上半年，外币投资案例数和金额分别为131起以及328亿元，同比下降51%、41%，其降幅分别为人民币投资的1.4和1.1倍。

四、私募证券市场发展不足

（一）证券化率低

美国私募证券基金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美股市值57万亿美元，私募基金占比18%。2023年美国GDP27.37万亿美元，证券化率高达208%。反观中国，截止2024年9月，中国私募证券基金累计规模5万亿，A股总市值约为85万亿，私募基金占比只有6%。2023年GDP126万亿，中国证券化率仅67%，远低于美国的水平，这表明中国在资本市场的深化和私募基金的发展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二）私募证券基金新增规模近两年快速下降

私募证券基金每年新增规模与股市有一定关系，2020年和2021年股市表现较好，新增基金的规模较大。2022年股市行情变差导致新增规模大幅下降，2023年的规模仅为2021年的36%，下降了64%（中基协数据）。

2024年上半年，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募集规模746亿，去年同期1733亿，同比下降57%（中基协数据）。

（三）百亿私募证券机构下降逾三成

截至2024年7月底，存续证券私募管理人为8186家，同期百亿私募机构数为83家（剔除产品规模是股权类的私募机构），也就是说，百亿私募占比仅为1%，距离120余家百亿私募的鼎盛时期少了三成。

（四）中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比例低

中国家庭资产59%为房产，25%为现金，股票、保险和其他金融资产占比仅11%，而美国家庭资产中金融资产占比高达58%。

（五）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不足

美国衍生品名义本金占全球衍生品市场的27%，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截至2022年末，美国衍生品未平仓名义本金191万亿美元，占全球衍生品市场的27%，其中场外衍生品规模182万亿美元，占全球规模的29%；场内衍生品规模9万亿美元，占全球规模的11%。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对冲基金衍生品的名义规模达到17.23万亿美元，说明美国对冲基金对衍生品市场的深度参与，也凸显了衍生品在对冲基金投资策略中的重要地位。

虽然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期货市场，但金融衍生品发展较为滞后。目前我国场内衍生品主要以期货为主。2022年，国内信用类场外衍生品交易规模不足300亿，而全球存续的信用衍生品规模为8.6万亿美元。国内权益类和商品类衍生品年末存续规模为2.1万亿，与全球存续权益和商品合计9.1万亿美元的规模相比，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总体来看，美国衍生品市场发展较为成熟，而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

五、私募股权基金陷入困境

（一）新增私募股权基金规模大幅下降

2017到2023年每年新增私募规模从2.5万亿下降到了6700亿，下降了73%。其中，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每年新增规模从2017年的1.67万亿下降到2023年的3860亿，下降了77%（中基协数据）。

2024年上半年，新募集股权基金1273亿，去年同期1949亿，同比下降35%，二季度同比下降53%（中基协数据）。

（二）股权投资数量和规模持续大幅下降

从2016年至2024年中国获得股权投资的企业数量看，2022年后开始持续减少，2023年相比2018年下降了36%，投资活动明显放缓。

从投资金额看，2022年（0.91万亿）相较2021年（1.4万亿）下降了近40%（-36.21%）；而2023年（0.69万亿）相较2022年（0.9万亿）又一进步下降超过20%（-23.67%）；2023年相较2021年，下降了超过50%。

根据清科数据，2024年上半年，股权投资市场投资端持续下滑。上半年共发生投资案例数3033起，同比下降37%。从季度数据来看，2024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投资案例数分别同比下降36%、39%；投资金额分别同比下降16%、55%，两大投资指标的降幅均呈现扩大趋势。

（三）股权基金募资渠道严重受阻

银行：《资管新规》出台后，银行通道被禁止。2018年12月《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出台，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理财资金可以投资私募基金，但是基于流动性、安全性以及资管新规对久期管理、禁止资金池等要求，理财子公司投资私募基金的动力不足。

证券：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2018年），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设立的资管计划可以投资私募基金。但是实践中，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自身也面临较大的募资压力，故实际向私募股权基金出资案例很少。

信托：依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2009修订）》，信托公司受托资金（信托计划）可以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但受限于流动性、久期管理、禁止资金池等监管要求，且近年来信托自身遇到问题较多，导致信托计划投资私募基金的动力不足。

社保基金：自2004年开始投资股权投资基金，但其对于GP要求较高，实际投资很谨慎，目前可查社保基金已投资20多只股权投资基金，共向这些基金投资超过400亿元。

财富管理机构：中植系、海银财富等财富公司近年先后爆雷，行业面临信任危机，财富公司自身难保，融资能力几乎丧失。

央企：央企基金监管新规进一步加强了央企出资市场化基金监管、门槛要求，央企出资市场化基金的渠道受到明显影响。

地方政府资金：2023年以来，地方财政紧张，导致实际出资能力大幅下降。

外资：近年大幅收缩。

综合来看，股权基金的资金来源遇到严重障碍。

（四）股权基金退出难冲击实体企业

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总额仅相当于募集总额的16%，目前大约13万个项目将陆续面临退出压力，涉及约1.4万家公司。这种状况已经对实体企业带来巨大冲击。

1、独角兽企业

独角兽公司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市场的创新活力，独角兽因其体量大、具有核心竞争力，被视为市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4全球独角兽榜》显示，2023年底全球有1453家独角兽。其中，美国以703家独角兽领跑，占全球总数的48%。中国以340家位居第二。

从绝对数量上看，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仅少于美国。但在2021年11月至2023年期间，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2019年6月至2021年10月，也低于同期全球独角兽的增长速度。中国曾经一度在新增独角兽数量上引领全球，但2019年开始被美国超过，近两年独角兽数量增速正被欧洲和印度赶上。

在培育独角兽企业方面，风险投资发挥着重要作用。风险投资与初创企业和创新活动天然地联系在一起。风险投资减少是独角兽企业新增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而退出困难又会导致风险投资进一步下降。另外，股市低迷会影响被投初创企业的估值。通常情况下，股票市场估值的下降会传导到一级市场，进而压缩一级市场中的企业估值。在低估值的情况下，初创企业很难以理想的条件进行下一轮融资，或将面临更为苛刻的融资条件。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我国独角兽企业近年成长速度下降。

2、大量企业被起诉导致公司经营更为困难

回购对赌条款在投资协议中广泛应用，《2023年度VC/PE项目数据分析报告》显示有91%的投资协议约定了创始团队的回购条款，也使得上万家企业及其创始团队面临巨额回购义务甚至成为失信执行人的风险。有数据显示，在VC/PE基金回购诉讼案件中，有高达90%的回购案件会将公司创始人列为被告，法院对回购请求的支持比例也达到了82%，最终有约10%的创始人成为失信被执行人。

创业者或公司被起诉后股权将被冻结、银行抽贷、供应商等债权人会蜂拥而至，公司原本的现金流紧张会发展至流动性枯竭，部分创始人会成为“被执行人”，企业也会濒临破产。而由于创业者无力偿债，投资方即便胜诉也无法变现。大量回购事件的发生，会对创业者、投资方乃至整体经济造成伤害。

中国私募行业正步入严峻的寒冬期。从私募基金新增规模的缩减，到私募管理人数量的下降，再到外币基金的大幅减少，无一不凸显出行业的困境。私募证券市场的发展亦显不足，证券化率低、新增规模快速下降、百亿私募证券机构数量锐减，以及中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比例偏低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滞后，均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私募股权基金也深陷泥潭，新增基金规模大幅下降，股权投资数量和规模持续缩减，募资渠道严重受阻，股权退出难更是直接冲击了实体企业的运营。

这一系列挑战不仅加剧了资本市场的动荡，更对实体企业和整体经济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显然，当前的局面既不利于私募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与国家的长远利益背道而驰。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当前事态的严重性，我们迫切需要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扭转私募行业持续下滑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