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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外部扰动，强化底线思维，充分备足预案

对于当前发展形势，会议充分肯定一季度的经济成绩，同时看到“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稳固，外部冲击影响加大”。从内部来看，尽管一季度GDP同比增速达5.4%，但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动能仍然偏弱：CPI、PPI连续8个季度负增长，GDP平减指数持续负值区间，创2000年以来最长收缩周期。从外部来看，特朗普政府4月实施的“对等关税”政策标志着博弈进入“规则重塑”阶段，直接冲击我国对美出口，并可能通过全球经济传导影响我国总体外需。面对风急浪高的外部形势，会议明确明确“要强化底线思维、充分备足预案，扎实做好经济工作”，强调“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

应对思路：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

“四稳”是系统性应对国内外复杂挑战的关键部署。这一政策框架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逻辑，通过多维度政策工具协同发力，旨在筑牢经济韧性基础，以国内经济运行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稳就业”是“四稳”之首，此次会议强调就业优先导向，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稳就业”的关键在于激活内需市场，通过扩大消费带动企业生产活跃度，进而提升居民收入与消费信心，形成“就业—收入—消费”的良性闭环。会议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如对受关税冲击较大的企业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稳岗返还比例，并通过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释放服务业潜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同时，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通过产业升级推动就业扩容。

“稳企业”聚焦市场主体活力，会议将“稳企业”置于重要地位，反映出当前经济治理逻辑的深层转变，意味着政策重心正从短期刺激转向培育经营主体韧性，通过稳住企业运营的毛细血管来筑牢经济基本盘。会议提出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外贸企业。此外会议强调，要多措并举帮扶困难企业加强融资支持，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难题。

“稳市场”通过多层次、多维度政策协同发力，保障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及商品市场平稳运行，既注重短期风险防范，又着眼于中长期市场机制完善，以形成“稳定-活跃-提质”的递进效应。在资本市场层面，会议提出优化交易机制、鼓励长期资金入市，通过增强流动性和透明度提振投资者信心；房地产领域则以城中村改造、优化存量商品房收购政策为抓手，加大高品质住房供给，推动市场供需结构优化。此外，会议提出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激发国内市场潜力。

“稳预期”通过系统性政策组合强化社会信心，对冲外部不确定性，核心逻辑在于以政策透明性、连续性和超常规调节力度为核心抓手，从宏观政策、收入分配、改革开放等多维度稳定市场主体与居民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形成“政策托底-信心传导-韧性增强”的良性循环，对冲国际市场波动对国内经济信心的冲击。

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财政方面，会议提出“用好用足”，在实施节奏和力度方面作出双重部署。财政领域的核心举措聚焦于加快落实两会部署的地方专项债与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计划。贸易摩擦下，二季度财政预计节奏将加快，增量政策或需等到下半年。首先，去年二季度经济基数较低，上半年5%的经济增速压力不大。其次，今年以来，一般国债发行进度快于历史同期水平，新增一般债、新增专项债发行进度相对偏慢。预期Q2财政增量政策出台可能性不高，但节奏或将加快。

货币方面，会议强化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度，在延续政府工作报告“适度宽松、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表述基础上，特别强调强化政策储备与实施力度。面对外部冲击加剧，会议明确将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手段，可能通过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定向工具，重点支持科技创新、消费扩容及外贸稳定三大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央行此前推出的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有望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同时针对受关税冲击的外贸企业，可能创设专项融资支持机制以缓解经营压力。可以预见的是，货币政策发力将更加精准，强化支撑科创、消费、外贸。会议整体定调了财政提速与货币强化支持实体经济的并举，政策效能全面释放。

设立消费和养老再贷款，支持服务消费扩内需

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此提出了多项举措。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从收入分配格局看，我国基尼系数长期处于高位，2023年居民五等分收入数据显示，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9215元，高收入组则达95055元，相差10倍以上。农村地区尤为突出，约4亿农村居民月收入不足1000元，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障碍。要想改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偏低、城乡二元结构固化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与财税调节效能不足等根源，需要从就业优先与技能赋能、财税改革与社会保障强化、农村改革与服务消费驱动等方面着手，多策并举，久久为功。

大力发展服务消费。目前看消费复苏动能仍然不足，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但服务消费占比仅45.6%，显著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一方面，供给端存在优质服务供给不足与制度约束，服务业准入限制仍存，医疗、养老、文旅等领域存在行政性垄断和投资壁垒；另一方面，需求端存在收入分配与消费能力失衡，现有消费刺激政策又偏重于商品消费。需要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定向降低养老、文旅、医疗等服务业融资成本；扩大“以旧换新”资金池，新增文旅、家政、康养等服务消费补贴等等。

尽快清理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一是行政性限购抑制大宗消费，一线城市住房限购、汽车摇号等政策进一步抑制消费升级需求；二是医疗、文旅等领域存在隐性准入门槛，例如养老产业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导致2024年养老机构新增投资同比下降12%；而国内中小企业因融资成本比制造业高1-1.5个百分点，难以填补供给缺口。接下来在开展结构性金融工具定向支持之外，需要全面清理行政性消费限制，放宽服务领域准入，同时进一步发展制度配套，发布服务消费国家标准，建立服务业产能监测预警机制，淘汰低质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