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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公开印发《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有时候字越少，事越大。

故事的开始，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人介绍“一揽子金融政策支持稳市场稳预期”有关情况的会，在会上不仅通过了降准降息等政策，也提到了很多关于支持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的措施。

也就是在会上，提到了《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

说的也很直接，方案突出增强基金投资行为的稳定性，针对风格漂移、货不对板等问题，要为每只基金设立清晰的业绩比较基准，作为衡量产品真实业绩的尺寸，避免产品投资行为偏离名称和定位，同时，建立公司自身全方位的激励约束机制，明确三年以上考核权重不低于80%，减少基金经理追涨杀跌现象，提高产品长期收益。

也就是说，要优化主动权益类基金收费模式，扭转基金公司“旱涝保收”的现象。

从2024年开始，国务院及证监会连发“政策礼包”，从降费让利到考核转型，从产品创新到合作升级，试图扭转“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困局。但冰冷的政策文本背后，究竟能否温暖普通投资者的钱袋子？这场改革是行业的自我救赎，还是又一次“雷声大雨点小”的轮回？

数据显示，2023年公募基金整体盈利超7000亿元，但近六成个人投资者收益为负。这种割裂的背后，是行业长期以来的“规模至上”逻辑——基金公司依赖管理费生存，银行代销机构追逐销售佣金，而投资者的真实回报却被忽视。 

《行动方案》的25条举措，像一剂猛药直击病灶： 

管理费与业绩“共进退”：主动权益类基金试行“基础管理费+业绩报酬”模式，若基金亏损，管理费自动下调。某头部基金公司测算，若按新规执行，其2023年管理费收入将缩水25%。 

考核周期从“季度”拉长到“三年”：某中型基金公司透露，新政发布后，公司紧急调整了基金经理KPI，三年滚动收益权重从30%提升至60%。 

“隐形费用”无处遁形：新规要求基金公司每季度披露交易佣金明细。某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基金交易佣金同比下降18%，部分“高换手率”产品被迫转型。 

这些措施直指行业痛点。过去，公募基金依赖规模扩张和管理费收入，导致部分机构重营销轻投研、重短期业绩轻长期回报。例如，2024年上半年公募管理费同比下降13.84%，但投资者获得感并未显著提升。新政通过利益绑定机制，倒逼基金公司提升投研能力，从而可能打破“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困局。 

然而，挑战依然存在。

短期费率的下降可能压缩中小基金公司利润空间，行业的马太效应可能加剧——头部机构尚可依靠存量规模支撑转型，中小玩家却面临生死考验。 

再往细了看这次的行动方案：

《方案》第7条明确提出：“对主动管理权益类基金推行基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浮动管理费收取模式，业绩明显低于比较基准的须少收管理费。”

根据《方案》细则，管理费浮动幅度与基金业绩挂钩分为三个层次：

基础管理费：固定部分不得高于0.8%，较此前1.2%的行业平均水平下降33%；

正向激励：若基金连续3年跑赢基准10个百分点以上，可提取超额收益的15%作为附加管理费；

负向惩罚：若连续3年跑输基准5个百分点以上，基础管理费需按比例扣减，最高降幅达50%。

目前来看，基金公司普遍会通过新申报浮动费率基金的模式来转型，早在2023年四季度首批浮动费率基金就已经问世，在今年一季度又有20余家基金公司已经向监管申报了相关产品。

《方案》另一项关键改革，是将业绩比较基准从“装饰性指标”升级为“刚性标尺”。根据第12条规定：“基金公司需为每只产品设定清晰、可验证的业绩比较基准，且实际投资组合与基准的资产类别偏离度不得超过±15%。”

这一政策恐怕会终结“基准漂移”乱象。

过去十年，公募基金存在严重的“货不对板”问题。以某知名成长风格基金为例，其业绩基准为“中证500指数收益率×80%+中证全债指数收益率×20%”，但实际持仓中创业板股票占比达65%，与基准中隐含的沪深300成分股主导结构严重偏离。新规实施后，此类产品要么调整投资策略，要么修改业绩基准——而后者需经过严格程序：

仅当基金投资范围、策略发生实质性变化时方可申请修改，并且需由第三方机构出具基准合理性评估报告，并召开持有人大会表决。

而且，存量产品需在2026年底前完成基准校准，否则强制清盘。

业绩基准的规范化，将改变整个市场的价值判断体系。

据悉，已有银行上线“基准偏离度”筛选功能，客户可一键过滤偏离度超10%的产品。

这就会带来一个直观的现象，还有多少主动权益基金经理愿意去赌更多的超额？

毕竟对标业绩基准会一跃成为基金经理新的考核目标，那最后是否所有的基金都变得像指数增强产品了？无非是增强的力度大或小的差异。

但可见的是，公募基金的高收入，貌似也没法继续维系下去了。

不过回望历史，美国共同基金在1980年代经历费率改革阵痛后，最终催生了先锋领航这样的低成本巨头，让指数基金惠及普通家庭。今天的中国公募基金，或许正站在相似的十字路口。 

政策可以重塑规则，但无法自动创造信任。当一位基金经理在季报中写下“本季度跑输基准，建议持有人审视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时，当银行理财经理拒绝向70岁老人推荐股票型基金时，当互联网平台用“持有体验”替代“收益率排名”时——行业的蜕变才真正开始。 

这场改革没有赢家通吃的剧本，有的只是投资者与机构之间缓慢而坚定的信任重建。或许正如巴菲特所说：“风险来自于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公募基金行业放下规模执念，真正教会亿万普通人如何与风险共处，中国资本市场的成熟之路才算真正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