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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经济正步入一个由结构性因素驱动的长期低利率时代，这深刻重塑了金融机构的盈利逻辑与风险管理范式。信托行业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统依赖利差的盈利模式面临严峻挑战，转型已成为必然。本报告以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所形成的长期低利率环境为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其宏观经济特征、居民与机构资产配置行为，以及财富管理（特别是信托）行业的发展路径。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当前低利率时代的到来、居民风险偏好的边际变化以及监管政策的强制性转型，探讨中国信托行业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研究发现，日本经验揭示了货币政策在结构性问题面前的局限性，以及非价格政策工具（如税收优惠）在引导居民储蓄向长期投资转化的关键作用。同时，日本机构投资者通过全球化配置对冲国内低收益的策略，为中国提供了重要借鉴。中国信托业的转型并非单纯的市场驱动，而是由“资管新规”等强监管政策强制推动的回归本源进程。中国信托行业应借鉴日本经验，强化政策引导、提升专业能力、深化风险管理与加速数字化转型，以构建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模式。

01 引言

当前，全球经济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其中一个显著特征便是长期低利率环境的形成。这并非简单的短期货币政策调整，而是人口结构变迁、技术进步放缓、全球储蓄过剩等深层次宏观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构性产物。这种环境对金融机构的传统盈利模式、资产配置策略及风险管理能力构成了根本性挑战。对于信托行业而言，其赖以生存的利差空间被持续压缩，这不仅是盈利模式的危机，更是对其核心功能与价值定位的倒逼式重塑。

日本作为全球最早且最长时间处于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环境的主要经济体，其在应对这一挑战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在财富管理市场和信托行业的发展演变，为当前面临类似趋势的中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样本与前瞻性启示。本报告旨在通过对日本长期低利率环境的成因、其对居民及机构资产配置行为的深远影响，以及财富管理（特别是信托）行业转型路径的深入剖析，为中国信托业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借鉴。报告将着重探讨以下核心议题：日本低利率环境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对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塑造；日本财富管理市场在低利率下的韧性与机构投资者的全球化策略；中国低利率时代的独特背景与居民风险偏好的演变；以及在强监管驱动下，中国信托行业回归本源的挑战与机遇。最终，本报告将基于中日比较分析，提出具有学术深度和实践指导意义的政策建议。

02 长期低利率环境的形成与特征：以日本为例

2.1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与低利率宏观背景：结构性困境与货币政策的局限

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资产价格泡沫的剧烈破裂，其中尤以房地产市场为甚。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失去的二十年”的深度去杠杆化进程，期间日本平均经济增长率不足1%。资产价格的惨烈崩跌，导致不动产及股票市值损失约150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三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为日后日本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业）的危机埋下了伏笔。自1991年起，日本的中小金融机构开始破产，随后金融与经济的联动恶性循环加剧了风险扩散，导致大量金融机构倒闭，包括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公司等知名机构。

资产泡沫的崩溃直接导致了经济的深度衰退和持续去杠杆化，使得投资和消费需求长期萎靡。为应对这一局面，日本央行被迫采取了激进的货币政策。自90年代末期，日本央行开始将贴现率从6%的高点持续降低，到1993年9月已降至1.75%。1999年2月起，为应对经济停滞和偿债问题，日本央行将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调至0.15%，随后进一步降至0.03%，这意味着实际利率已降为零，日本央行开始实行零利率政策。与此同时，日本国债收益率也同步下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990年的8.1%高点持续回落至1998年的1%以下，实际利率在1996年进入负区间。2001年3月，日本央行更是史无前例地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通过买进国债、商业票据等方式向市场注入充裕资金，压低了利率曲线斜率，成为量化宽松的鼻祖。

日本的长期低利率环境并非孤立的政策选择，而是应对经济结构性困境（如通缩、去杠杆、人口老龄化）的必然结果。尽管日本央行实施了零利率和量化宽松，但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于1%，这深刻揭示了货币政策在结构性问题面前的“无效性陷阱”。低利率可能导致资金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未能有效流入实体经济，同时可能推高资产价格，但未能根本解决通缩和去杠杆问题。这为其他国家在进入低利率环境时，需要警惕货币政策的“无效性陷阱”提供了警示。此外，长期低利率与人口老龄化、产业升级等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日本独特的经济和金融图景。例如，人均GDP在90年代突破3万美元后在高位缓升，产业升级持续推进，政府也投入巨资进行基建建设以对冲地产下行。这些结构性因素与资产泡沫破裂后的去杠杆进程叠加，使得日本经济在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三低”环境下长期运行。人口老龄化直接影响了居民的风险偏好和储蓄行为，进一步固化了低利率环境下的资金流向，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循环。

2.2 日本居民资产配置的保守化趋势：行为固化与政策引导的超越

在长期低利率环境中，日本居民的资产配置呈现出显著的保守化趋势，即“现金为王”的现象。尽管自1999年日本央行多次出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导致个人存款储蓄利率长期低至0.001%，但日本居民仍不愿承担风险去投资股票等风险资产。无论是根据日本内阁府还是OECD的统计口径，从1994年到2020年，日本居民现金与存款的配置比例一直稳定维持在50%以上，具体在50%-55%的区间浮动。从各类资产的累积变化情况来看，现金与存款的净增加额是最大的，2020年，居民资产中现金和存款的比重达到了34%，比1994年的22%高出10个百分点。

这种极度保守的配置行为，即使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环境下，也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与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低利率应刺激投资的预期相悖。传统经济学认为，低利率会降低储蓄意愿，鼓励消费和投资。然而，日本的情况显示，在经历重大经济冲击（如泡沫破裂）和人口结构深度老龄化的社会中，居民的风险偏好和行为模式可能被“路径依赖”和“创伤记忆”所固化，使得利率这一价格信号的引导作用被显著削弱。这种行为固化是理解日本居民资产配置异于传统理论的关键。

与此同时，保险和养老金在居民金融资产配置中的占比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同期（1994年至2020年）从12%上升至17%。这种增长部分得益于政策的推动。例如，日本在2001年10月启动了养老金第三支柱iDeCo（个人型定额缴款养老金）制度，该制度为居民将收入存入iDeCo账户提供了税收优惠。此外，2014年实施的NISA（少额投资非课税制度）也为居民提供了免除资本利得税（税率为20.315%）和个人所得税递延的渠道，助推了居民的理财热情。这些政策激励在引导居民资产配置方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养老金领域，为财富管理行业提供了新的增长点。这表明，在利率传导机制受阻时，非价格政策工具（如税收优惠）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居民的投资行为。

在权益与债券配置方面，日本居民的股票配置比例不高，自1995年以来平均配置比例为8.89%。然而，随着日本政府推出证券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近10年来股市的回升，股票配置比例有所升高，且与日经指数的走势同步性较高。债券在日本居民配置中的占比较低，历史峰值不超过10%，并且整体上呈现持续回落的态势，因为日本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维持低利率甚至实行负利率，降低了居民对固定收益资产的配置意愿。债券配置的下降是低利率的直接影响，而权益配置的微弱上升则显示了政策和市场回暖的有限作用，未能根本改变其保守的整体偏好。

这种低风险偏好的成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日本居民金融资产的八成以上由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持有。这些中老年人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泡沫经济破裂、楼市和股市崩盘，导致他们的风险偏好极低，优先考虑的是如何不让资产“减少”，而不是怎样继续“增加”，因此对于投资都非常节制。其次，日本老龄化程度居世界第一，202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8.9%。人口结构和历史创伤是日本居民保守配置的深层原因，解释了为何低利率未能有效刺激风险投资。同时，对于中青年一代而言，经济下行导致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加上需要将工作收入用于偿还住房贷款和教育，导致能够用于投资的资金有限。

表1直观地展示了日本居民“现金为王”的趋势，现金和存款占比显著上升，以及保险和养老金的稳步增长。这凸显了低利率环境下居民资产配置的显著变化，同时结合非金融资产（土地）占比的下降，揭示了地产泡沫破裂对居民财富结构调整的深远影响，以及金融资产在总财富中占比的提升。这一数据是理解日本居民低风险偏好、政策引导作用以及与机构投资者行为差异的基础。

2.3 日本财富管理市场与信托业的发展路径：机构化与全球化策略的崛起

尽管日本宏观经济长期低迷，但其财富管理市场近二十年来发展较快，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机构投资者的积极参与和政策的有效引导。日本的银行业主要通过信托银行来开展财富管理业务。截至2022年6月，信托受托余额合计达到1,487万亿日元（约合73.44万亿人民币），其中综合信托的规模最大。在过去十年中，信托余额的复合年增长率达到了7%，显示出稳步增长的态势。

表2直观地展示了日本信托业在长期低利率环境下的整体增长态势，驳斥了低利率必然导致行业萎缩的简单论断。通过不同信托类型规模的变化，可以分析信托业务结构如何适应市场需求和监管导向进行调整，例如养老金信托的增长可能与政策激励相关。

与居民的极端保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机构投资者在低利率环境下表现出更强的风险承担能力和全球视野，积极进行海外配置。由于日本本国经济走势低迷，加上日元低成本融资的优势，日本机构（如寿险公司）近年来持续提升海外资产配置比例。寿险公司对政府债券的配置比例虽然最高，但自2012年达到高点后有所回落。增长最快的部分主要体现在对海外证券的配置比例上，尤其是海外债券，从2006年的16.8%稳步上升至2020年的24.5%。从总量数据来看，截至2021年末，包括权益、债券等资产在内的日本国际投资规模达到了859.4万亿日元。海外证券的配置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其中以欧美市场为主，近十年来对美国资产的配置比例有所提升，而对欧盟的配置则有所下降。从资产类型来看，海外投资中债券的配置比例呈现趋势性下降，而权益（股票）的配置比例则相应上升。

表3直观地展示了日本机构投资者在低利率环境下，如何通过大规模增配海外资产来寻求更高收益，尤其是海外债券占比的显著提升。海外配置的增加也暗示了机构为了追求更高回报而承担的汇率风险和海外市场风险，这与居民的保守形成对比，揭示了不同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偏好差异。这种趋势反映了全球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模，对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并非主要由利率驱动，而是受政策推动影响较大。例如，2014年实施的NISA（少额投资非课税制度）和iDeCo（个人型定额缴款养老金）制度，通过免除资本利得税、个人所得税递延以及税收优惠，显著助推了居民的理财热情，使得居民财富在养老产品中的配置占比提高。这再次强调了政策而非利率在引导财富管理市场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总而言之，尽管日本居民资产配置极度保守，但其财富管理市场（包括信托业）和机构投资者却实现了稳步发展并积极进行海外配置，这表明市场存在结构性分化，且机构投资者在低利率环境下更具风险承担能力和全球视野。这种分化表明，低利率对不同市场参与者的影响不同：居民受历史创伤和老龄化影响，风险偏好固化；而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拥有更强的专业能力、信息优势和全球布局能力，能够通过多元化、国际化投资来对冲国内低利率的负面影响，甚至利用低成本日元进行套利。机构投资者大规模“资金出海”不仅是寻求更高收益的策略，也可能导致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并加剧全球资产价格联动性。同时，政策对财富管理行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养老金领域的税收优惠，是构建长期稳定资金来源、引导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关键，即便在低利率环境下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03 中国信托行业面临的低利率挑战与转型机遇

3.1 中国低利率时代的到来与居民资产配置变化：风险偏好的边际提升与市场潜力

中国当前已进入低利率时代，这不仅是数值上的变化，更是经济运行逻辑的转变，对投资决策、资产配置、风险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明确中国所处的宏观利率环境，是理解信托行业未来发展路径的基础。

与日本居民在低利率环境下风险偏好固化、偏爱现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居民在利率持续下行的大背景下，资产配置正发生重要变化，风险偏好呈现边际提升的趋势。居民增配金融资产的趋势清晰，过去五年增配金融资产的贡献度持续上移，2024年金融资产贡献度超过100%，而非金融资产贡献度为负。具体而言，居民配置存款等低风险产品的增速近三年从17%回落至10%，而配置股票、资管产品等相对更高风险等级产品的增速则呈上行趋势。其中，股票配置增速近三年从-18%升至+4%再到+11%，资管产品配置增速从2022年的-3%升至2023年的+2%，再到2024年的+13%。此外，中国城镇储户投资意愿问卷调查显示，2024年倾向股票投资的居民占比达17.5%，环比增加4.2%，释放出乐观信号。这种居民风险偏好的变化，为信托行业转型提供了与日本截然不同的市场基础，即更积极的居民投资需求。

中国居民风险偏好的提升，结合财富管理市场巨大的增长潜力，预示着资管机构需要提升多资产投资能力和产品指数化能力，以满足居民多元化的投资需求，这为信托行业带来了新的业务机遇。中国居民财富收入持续增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增大，可投资资产总规模庞大且高速增长。截至2020年中国居民个人可投资资产总规模达31万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50万亿美元。财富管理市场各类资管产品规模已达103.3万亿元人民币。巨大的财富管理市场潜力为信托行业转型提供了广阔空间。低利率环境与居民风险偏好提升共同作用，可能加速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结构性转型，从以银行存款为主导转向以资管产品（包括信托产品）为核心的多元化配置。低利率降低了存款的吸引力，促使居民寻求更高收益的投资产品。同时，居民风险偏好的边际提升使得他们更愿意接受资管产品的波动性。这种供需两端的合力将加速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深度变革，信托行业作为资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转型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其在这一变革中的地位。

3.2 监管趋严与信托业务的回归本源：从“通道”到“受托”的范式转型

中国信托行业的转型并非主要由低利率直接驱动，而是由“资管新规”等一系列强监管政策强制推动的，低利率环境则加速了这一转型进程，使其从传统的融资类业务向资产服务和资产管理信托回归本源。资管新规（2017-2021年）为信托行业带来了新的转折点，标志着全面回归信托本源的转型期，重点是重塑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并有效防控风险。自2022年起，信托行业进入新业务分类阶段。根据《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信托业务被明确分类为资产服务信托、资产管理信托和公益/慈善信托，标志着从传统非标融资类业务向服务收费模式的根本性转变。这不仅是业务结构的调整，更是信托公司从“通道业务”向“受托人定位”的范式转型。

在转型过程中，信托资产规模实现了稳定增长，且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4年信托资产规模达到29.56万亿元，比2024年6月末增加2.56万亿元、增长9.48%，比2023年末增加5.64万亿元、增长23.58%，创历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全行业资产服务信托规模接近16万亿元，占比达到53%，无论是成立产品数量还是新增规模，均已超过资产管理信托。这种资产服务信托规模的快速增长显示了信托机制在满足居民财富管理、企业经营发展和社会治理等多元化需求方面的独特优势，预示着信托业未来将更多地扮演“服务者”而非“融资通道”的角色。这种服务模式的崛起，意味着信托公司将从赚取利差转变为赚取服务费，向轻资本运营模式转变，这在低利率环境下是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路径。

监管政策的细化和强化，旨在提升信托公司的合规水平和风险抵御能力，确保行业健康发展。2024年，差异化监管迈入实质阶段，《信托公司监管评级与分级分类监管暂行办法》已正式施行，设置公司治理、资本要求、风险管理、行为管理和业务转型五大评级模块，并分别赋予权重，旨在强化监管评级结果运用，引导信托公司立足受托人定位，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和行为管理。此外，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形成《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聚焦主责主业，坚持回归本源，明确立足受托人定位，规范开展资产服务信托、资产管理信托和公益慈善信托业务，并强调打破刚性兑付。监管评级和管理办法的修订，旨在提升信托公司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专业能力，这将促进行业的“减量提质”，淘汰低效机构，集中资源发展高质量的信托业务，从而提升整个行业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表4清晰直观地展示了中国信托行业在监管推动下发生的根本性业务结构变化，从传统模式向本源业务的回归。通过对比，可以突出资管新规等政策对信托业务模式和盈利来源的深远影响，强调监管在行业转型中的主导作用。明确新业务分类的具体内容和发展方向，有助于理解信托公司未来业务拓展的重点，例如资产服务信托的崛起。

3.3 信托行业转型发展中的挑战与应对：核心能力重塑与数字化赋能

低利率环境与监管转型叠加，导致信托公司传统融资类业务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迫使其加速向轻资本、服务收费模式转型，但这一转型面临着创新业务经验不足、专业人才匮乏以及风险管理能力滞后等多重挑战。信托公司利润主要来自融资性信托，融资类信托比重不断下降倒逼信托业务转型。利率市场化加剧利率波动，压缩信托盈利空间，同时可能分流社会资金，亟需完善风险管理体系。

在创新业务方面，信托公司在开展资产证券化和家族信托等创新业务时，普遍存在经验匮乏、专业性和娴熟度不足的问题，这容易导致经营风险。同时，行业还面临人才储备不足的挑战，难以满足新业务模式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这些挑战在低利率环境下尤为突出，因为利润空间的收窄使得试错成本更高，对专业能力的要求也更为严苛。

数字化转型是信托行业应对低利率环境下效率和成本压力的重要手段，更是信托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差异化发展、拓展服务边界的关键。许多信托公司已经成立了专门的数字化转型组织，由公司高层直接挂帅，展现了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视和决心。信托行业的科技投入也保持稳定增长，从2019年的17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26.38亿元。然而，信托行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技术、人才、安全等方面的挑战，且其互联网运用程度远低于银行、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在低利率环境下，提升效率、降低成本至关重要。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业务效率、增强风险管理能力、改善客户服务体验，这不仅能帮助信托公司应对利润压力，还能通过线上渠道拓展客户，实现业务模式的创新，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此外，随着市场开放和金融改革深入，信托行业内部竞争日益激烈，尤其是在高净值客户市场上更为明显。尽管信托行业的准入门槛较高，潜在新进入者的威胁相对较低，且信托产品具有较高的定制性和灵活性，替代品的威胁有限，但行业竞争加剧和替代品威胁的存在，促使信托公司必须提升多资产投资能力和主动管理能力，打造全产业链多元化发展的综合化平台，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财富管理需求。信托公司不能仅仅依靠监管红利或传统业务模式，而必须积极提升自身在资产配置、产品创新、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专业能力，通过提供定制化、多元化的财富管理解决方案，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并抓住居民财富结构变化带来的机遇。

04 日本经验对中国信托行业的启示与展望

4.1 宏观政策的引导作用：超越价格信号的制度设计

日本经验表明，在长期低利率环境下，单纯依靠利率信号难以有效引导居民资产配置，而税收优惠等非价格政策工具在推动居民储蓄向长期投资（特别是养老金产品）转化方面具有更强的有效性。中国在发展养老金第三支柱时，应充分借鉴这一经验，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激励来引导居民财富的合理配置。例如，日本的NISA和iDeCo政策通过税收优惠显著提升了居民的理财热情，并使得居民财富在养老产品中的配置占比提高。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养老金第三支柱发展，并将其视为未来财富管理市场的重要赛道。因此，中国在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时，应将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作为核心，以克服低利率下居民投资意愿不足的问题，确保长期资金的稳定来源。

鉴于中国居民风险偏好边际提升的趋势与日本的保守倾向形成对比，中国在政策引导居民投资时，除了养老金产品，还可以考虑更广泛的权益类和资管产品，以满足居民多元化的增值需求，同时需注意风险教育和投资者保护。中国居民风险偏好在边际上已呈现上升趋势，倾向增配权益资产，而日本居民风险偏好极低，偏爱现金。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居民财富积累历史、金融市场成熟度以及对未来经济预期的不同。对于信托行业而言，这意味着其在发展资产管理信托和创新投资产品方面，拥有比日本信托业更积极的居民需求支撑。

表5直观地对比了中日两国居民在低利率环境下的资产配置风险偏好。这一对比凸显了中国居民在利率下行背景下，风险偏好呈现边际上升的趋势，与日本居民的极端保守形成鲜明对比。这为中国信托业的业务转型提供了更积极的市场需求基础。

4.2 提升专业能力与多元化布局：全球化视野与综合化平台构建

日本机构投资者在低利率环境下大规模“资金出海”寻求更高收益的策略，为中国信托公司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在低利率环境下，国内资产回报率可能吸引力不足，信托公司应积极拓展海外投资渠道，提升全球资产配置能力，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然而，这需要信托公司具备强大的国际市场分析能力、风险管理能力以及合规能力。

中国信托公司应借鉴日本机构的经验，发展多资产投资能力和主动管理能力，以适应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财富管理需求。日本寿险公司对海外证券（尤其是海外债券）的配置比例从2006年的16.8%稳步上升至2020年的24.5%，并且权益投资占比上升，债券占比下降。这表明机构投资者在海外市场也更倾向于承担一定的风险以追求更高的资本增值。中国信托公司应加强投研能力建设，培养具备全球视野和多资产配置经验的专业人才，打造全产业链、多元化发展的综合化平台，满足高净值客户和机构客户的复杂需求。这不仅是应对低利率挑战的策略，更是构建未来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4.3 风险管理与合规建设：稳健发展的基石

日本在泡沫破裂后金融机构大量倒闭的惨痛教训，以及随后建立的严格监管体系，提醒中国信托行业必须将风险管理和合规建设置于核心地位。中国信托行业正处于转型深化阶段，面临信用风险、利率风险和经营风险等多重挑战。信托公司应建立以受托履职合规性管理和操作风险为重点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完善风险识别、评估和应对能力。

监管部门应持续强化对信托公司的监管，包括严格市场准入、加强公司治理、强化股东资质审查和从业人员行为管理。通过差异化监管和提升最低注册资本等措施，推动行业“减量提质”，淘汰低效机构，集中资源发展高质量的信托业务。同时，信托公司应提升固有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提高利润留存比例，增强风险抵御能力。一个稳健、合规的信托行业，是其在低利率环境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05 结论与建议

长期低利率环境对信托行业的影响是深远且复杂的，它既带来了传统盈利模式的挑战，也催生了业务转型和创新的机遇。日本的经验表明，在低利率环境下，居民的资产配置行为可能受到历史创伤和人口结构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导致其风险偏好固化，而政策激励在引导居民储蓄向长期投资转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机构投资者则更倾向于通过全球化配置来寻求更高收益。

中国信托行业正处于由监管政策主导的深刻转型期，同时面临低利率环境的挑战。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居民的风险偏好呈现边际提升的趋势，这为信托行业发展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业务提供了积极的市场需求基础。

基于对日本经验和中国现状的比较分析，本报告提出以下观点和建议：

强化政策引导，优化居民资产配置结构：鉴于利率价格信号在特定情境下的传导局限性，中国应借鉴日本NISA和iDeCo等政策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养老金第三支柱的税收优惠政策，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居民储蓄向长期投资转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同时，结合中国居民风险偏好边际提升的特点，可适度引导信托公司开发更多符合居民风险收益偏好的多元化资管产品，并加强投资者教育，促进居民理性投资。

深化业务转型，坚守信托本源定位：信托公司应坚决落实监管要求，持续推动业务结构优化，实现从“融资通道”向“受托人”的根本性范式转型。重点发展资产服务信托、资产管理信托和公益慈善信托等本源业务。特别要抓住资产服务信托快速增长的机遇，充分发挥信托制度在财富传承、资产隔离、风险处置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提供定制化、专业化的服务，构建可持续的轻资本运营模式。

提升核心专业能力，构建全球化配置平台：在低利率环境下，信托公司需着力提升多资产投资能力和主动管理能力，包括加强投研团队建设、引进复合型人才。借鉴日本机构“资金出海”的经验，在严格合规前提下，逐步拓展海外投资布局，利用全球市场寻求更优的投资回报，实现资产的多元化配置和风险分散，以对冲国内低收益环境的压力。

加强全面风险管理，筑牢合规经营底线：信托公司应建立健全以受托履职合规性管理和操作风险为重点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尤其关注转型期可能出现的各类新型风险。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提升风险识别、监测和预警能力。严格遵守监管规定，加强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确保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能力相匹配，维护行业稳健运行，这是信托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加速数字化转型，驱动运营效率与服务创新：信托公司应加大科技投入，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以应对低利率环境下的成本压力和提升服务效率。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业务流程、提升客户体验、增强风险管理能力，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构建核心竞争力，并为未来业务模式的创新提供技术支撑。